伊甸園之神（25）鼠王

縱覽歷史，那個隸屬於神秘兄弟會網絡的少數政治與經濟精英總是能從這個網絡一手炮製的衝突中漁翁得利。假如美索不達米亞，美洲還有《聖經》文本記載屬實，那麼那些人類精英可真的是坐穩在這個囚犯牢籠的頂端。所以我們不妨就稱那些精英為地球的“鼠王”吧。

“鼠王”（King Rat）一詞源自於詹姆斯・克拉維爾（James Clavell）的小說，後來那部作品還被改編成由喬治・席格（Geroge Segal）主演的電影。《鼠王》這個故事是在描述一群身處在二戰期間的日本戰俘營裡的美國和英國士兵，透過巧妙地談判與組織，其中一位名叫金的美軍下士設法弄來了一堆令其他戰俘望眼欲穿的物資。

因此他現在是俘虜裡的頭頭，經常可以利用香煙或新鮮雞蛋來換取別人的忠心。其他俘虜於是都喊他叫國王，雖然他明明也被困在監獄裡。當他開始嘗試養殖老鼠來作為食物時，他便得到了“鼠王”的稱號，聽起來確實很合適。

鼠王享有令其他俘虜垂涎三尺的各式奢侈品，但這其實從來都沒有改變他仍是囚犯的身份。唯有在每個人都還身陷囫圇的情況下，鼠王才能繼續保持他在這個啄序中高高在上的地位。在電影進入尾聲時，隨著戰爭結束與戰俘營解放，從前任他呼風喚雨的監獄體制已經化為烏有。結果，重獲自由後他所感到的卻只有茫然若失，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心希望獲救。在電影的最後一幕，我們可以看到他正被另一名下士喝令搭上卡車離開。然而，即使鼠王自己不這麼覺得，但我們肯定都還是會認為重獲自由對他才是最好，畢竟他嘔心瀝血建立地脆弱采邑其實隨時都有可能因為日本戰俘管理員的決定而前功盡棄。毫無疑問，金作為一位重獲自由的下士絕對能比以被壓迫的戰俘之首的身份過上更好的生活。

電影裡的鼠王著實是一個讓人心生憐憫的角色。不過被我們冠以地球的“鼠王”之稱的那些人倒沒有這麼可愛，被我們所這麼稱呼的那些人並不是想藉著養殖老鼠，而是意圖透過煽動戰爭與苦難來謀以私利與擴大個人影響力。

數千年來在地球上總有沒完沒了的“鼠王”在來來去去，但在本章中我們將特別著重在其中尤為有趣的一群人：18世紀的德國小王侯。他們及其與兄弟會神秘主義的聯繫為我們在探討18世紀時的政治局勢時提供了一個非常引人入勝的切入點——而且那些政治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還塑造了我們今天的社會，政治還有經濟格局。

德國是聖殿騎士共濟會在歐洲大陸的大本營。騎士體系在德國各州都有落地生根，根植於那些地方的共濟會體系後來又被稱為“嚴規禮儀”。“嚴規禮儀”得名於組織中的每一個入會者都必須宣誓會嚴格且毫不質疑地服從上級。這段服從誓言的最高對象是一個叫做“未知至高者”的神秘人物，相傳他是嚴規禮儀體系的秘密領袖，而且就住在蘇格蘭。

嚴規禮儀的成員在進入諸如“蘇格蘭大師”、“新手”、“聖殿騎士”以及“宣誓騎士”等更高等級之前必須先通過藍堂。此外，“未知至高者”還素有“紅羽毛騎士”這一頭銜。儘管嚴規禮儀在保密方面做得滴水不漏，但還是有一些被洩露出來的內幕表明嚴規禮儀是當之無愧地屬於蘇格蘭體系，因為它的基調就是反對漢諾威家族然後青睞斯圖亞特家族。

嚴規禮儀在德國各州都迅速傳播，在隨後的幾十年間其都一直是那些地方的主導共濟會。另外它在其它國家的影響力也同樣不容小覷，例如法國，這個國家是共濟會在歐洲的第二中心（德國居首）。不過不管是在哪一個國家，每一位嚴規禮儀的成員都要發誓效忠那位蘇格蘭的“未知至高者”。

據J.M・羅伯特（J. M. Roberts）在他的著作《秘密社團的神話》（The Mythology of the Secret Societies）裡指出說：

“嚴規禮儀隨即引起了法國方面的懷疑與猜忌，一來是因為它的德國背景，二來又更是因為大東方（法國的最高共濟會機構）暗示性地認可了嚴規禮儀的未知至高者擁有超過法國共濟會員的權威。”（註1）

嚴規禮儀最早的其中一位總大師是G.C・馬歇爾（G. C. Marschall），在馬歇爾逝世於1750年後遞補這個職位的是一位來自薩克森州的德國人：馮・洪德男爵（Baron Von Hund）。嚴規禮儀的幾乎所有等級都是出自馮・洪德的總大師任內，馮・洪德在這方面確實也被認為頗有功勞。馮・洪德曾宣稱他是經過蘇格蘭的顯赫貴族，基爾馬諾克勳爵的引領才成為聖殿組織（即聖殿騎士）的一份子，而且他還聲稱自己曾見過“未知至高者”與查爾斯・愛德華。

一如邁克爾・拉姆齊，馮・洪德也肩負著在歐洲重建聖殿騎士團的使命。為此，馮・洪德甚至還廣募資金，希望能購回聖殿騎士團在數個世紀以前被剝奪的土地。儘管馮・洪德取得了不少成功，但他最後卻遭到對手誣陷，落得令人不勝唏噓的結局。

嚴規禮儀的熱心追隨者還包括了德國皇室（雖然其中有些人仍然對它相當砥礪，並繼續忠於英國共濟會體系），這無疑會令人讓人心生疑竇。一些參與嚴規禮儀的皇室明明亦與漢諾威家族互有政治關係，那為什麼他們還要加入一個密謀反對英國漢諾威家族的共濟會體系呢？

乍一看，這些皇室成員似乎是在不再傾向於斯圖亞特家族那一方才逐漸加入嚴規禮儀。當然，斯圖亞特家族的事業也確實是從1770年開始漸漸消逝，那些德國王侯也正是在這一時候加入嚴規禮儀。但在另一方面尚有一個重要因素需要列入考慮：

由於英格蘭正深陷在因斯圖亞特家族的叛亂及其它衝突所造成的泥淖之中，因此這對那些德國公國，特別是漢諾威家族而言都是一個從中漁利的大好時機！那個一直透過與外國皇室聯姻來進而將其推翻的德國皇室小集團從他們一手締造的衝突中大賺一筆——不用多說，兄弟會網絡也在這些衝突背後煽風點火。

為了更好地理解事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現在必須轉過身來，簡明扼要地瞭解一下條頓騎士團在十字軍東征失利後的遭遇。

在十字軍東征結束後，條頓騎士團就像聖殿騎士團與醫院騎士團一樣都在他處重新覓得了生機。時為1211年，在總大師赫爾曼・馮・舒爾茨（Hermann von Saiza）的領導下，條頓騎士團應邀到匈牙利參與那裡的戰事。後來他們因功勳彪炳而獲封外西凡尼亞的布爾岑蘭地區，那裡隨後也被納入匈牙利治下。然而，這群騎士在之後就因為聲討太多土地所以被驅逐出境。在他們撤出外西凡尼亞後，騎士團又接受馬索維亞的波蘭王子康拉德之邀去協助打擊普魯士的斯拉夫異教徒。騎士團於是再次獲得封地，而且這一次他們得到的是普魯士的大片土地。

騎士團在這段期間還邂逅了另一個恩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他就是我們在第15章曾提到的那個締結十年和平之約的人。雖然腓特烈愛好和平，但他也不幸地與這個戰爭組織攪和在了一塊。腓特烈在1226年任命騎士團作為普魯士領主，同時他還向總大師馮・舒爾茨授予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王侯爵位。另外，腓特烈亦主持了騎士團的重組。

1229年是條頓騎士團在普魯士站穩腳跟的關鍵一年。他們大興土木建造堅實的堡壘，而且還通過雷厲風行的軍事行動迫使普魯士本地人皈依基督教。到1234年的時候，騎士團在政治上幾乎是完全自治，除了教宗之外再無他人可以號令他們。騎士團在名義上把他們廣闊的普魯士地產都讓與教宗，並再以封地的形式將之取回。但在現實裡，只有條頓騎士團而非教宗才是普魯士名副其實的統治者。

有了教宗勢力的支持後，條頓騎士團的規模也因此開始迅速膨脹。有許多日耳曼人都前仆後繼地來到普魯士這個有利可圖的新戰區。

這次遷徙最終便導致了普魯士的“德國化”。武裝衝突後來也逐漸為商業與工業所取代，普魯士也因而搖身一變成為主要的商業中心。隨著時間來到1300年初，條頓騎士團的統治範圍已經進一步延伸到波羅的海的大部份南部與東南部海岸地區。條頓騎士團在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在中歐和西歐留下了無可抹滅的印記。在最後失勢之前，該騎士團已在普魯士建立了將在這個地區繼續延續好幾個世紀的尚武傳統。

條頓騎士團的命運在來到1500年初時已漸漸不復既往。他們被波蘭逐出西普魯士，並被迫以接受波蘭封地的方式統治東普魯士。到了1618年，普魯士已經徹底處在霍亨索倫王朝的統治之下，這毫無疑問地標誌著條頓騎士團統治的終結。

儘管騎士團與霍亨索倫家族在誰主宰普魯士一事上互有摩擦，但霍亨索倫家族仍舊保持著騎士團的幾個重要元素。而且至少有一位霍亨索倫家族的成員，即布蘭登堡的阿爾布雷希特曾在1511年擔任過騎士團總大師。

如同十字軍東征時期的其它騎士團，條頓騎士團最終變成了受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室資助的一個秘密兄弟會社團。條頓騎士團正是依靠這種方式才一直為繼至今。

普魯士的實力與影響力在霍亨索倫家族的統治下都在不斷增長。普魯士也由此成為了錯綜複雜的歐洲政治舞台上的一名強勢玩家。到了18世紀，霍亨索倫家族也透過聯姻與他們的德國皇室鄰居締結了緊密地聯繫。例如，歷史上最赫赫有名的霍亨索倫家族成員，腓特烈二世（他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腓特烈大帝”）就在其父的安排下於1733年與德國西北部的不倫瑞克公國的伊莉莎白・克里斯蒂娜成婚。（不倫瑞克王朝在1569年開闢了不倫瑞克-呂訥堡家族系，也就是日後的漢諾威家族）腓特烈的母親是索菲亞・多魯西亞，她是漢諾威國王喬治二世的妹妹。再往更前幾代人數起，腓特烈的曾祖父也曾與奧蘭治王子的女兒亨莉雅妲結婚。

政治聯姻由於大多缺乏情感基礎，所以當事者通常都不會甘心於此。與不倫瑞克的伊莉莎白・克里斯蒂娜聯姻的腓特烈大帝就是一個好例子。腓特烈原本希望能與漢諾威家族的人聯姻，但他的父親卻仍固執己見。儘管有這樣令人不快的安排，但腓特烈仍與不倫瑞克家族的其他成員保持著友好關係。當時還不是普魯士國王的腓特烈在1738年8月14日時就於不倫瑞克秘密加入共濟會，一反他父親的期望。批准這次入會的是漢諾威的漢堡會館。這個會館同樣也實行著英國共濟會的藍堂制。

在入會兩年後，腓特烈二世正式即位為普魯士國王。他接著便公開宣布了自己的共濟會員身份並鼓勵他人也來加入。*在腓特烈的授意下，柏林當地更建立了一座名曰三球體會館的總會館。該會館的第一次會議是舉辦於1740年9月13日。這座會館奠基於英國會館體系，而且其有權徑自發出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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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特烈在1740年向共濟會引薦了另外幾位重要的德國貴族：他的弟弟威廉王子、布蘭登堡的查爾斯侯爵（王子）（他的家族也因為布蘭登堡的卡羅琳嫁給國王喬治二世所以與漢諾威家族有所關係）、好斯敦大公腓特烈・威廉。

腓特烈究竟參與過多久的共濟會活動至今都還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有一些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由於戰爭日益嚴峻，所以他在1744年就已經不再參與那些活動，不過他後半生所奉行的犬儒主義仍然影響了共濟會。儘管如此，腓特烈這個名字仍然繼續被共濟會憲章用作權威象徵，即使他似乎已不再熱衷於會所活動。究竟腓特烈只是在憲章上掛名還是實際參與了編寫過程現在已不得而知。

在腓特烈完成共濟會入會儀式的那十年內，嚴規禮儀和蘇格蘭體系幾乎完全接管了德國共濟會。腓特烈的三球體會館在1764年11月20日採納新會規時就確實成為了“嚴規禮儀”的一份子。嚴規禮儀的總大師馮・洪德男爵更在1766年1月1日將三球體會館改制為一個蘇格蘭或主導式的會館，並允許其去監督其它嚴規禮儀會館。受三球體會館監督的會館除了唯一一個（皇家約克會館）之外，其餘全都遵行著嚴規禮儀（蘇格蘭）體系。

無論腓特烈到底與共濟會有多少牽連，他和他的普魯士王國都從被蘇格蘭共濟會火上加油的英格蘭衝突中獲利卻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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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女外星“神”像

這些“神”在生理上與人類的男性與女性非常相像。上面這位“神”所佩戴的眼罩，特殊衣裝以及身體裝置都與當代飛行員的護目鏡，密封服和現代裝置極為類似。（這張圖片是援引自撒迦利亞・西琴的《第十二個天體》）

大金字塔正好沿著四個方位規劃。這張發行於1959年的埃及郵票描繪了一架飛機與金字塔的方向恰好對準在一起，仿佛就是在建議飛行員可以直接利用金字塔來導航。

據說埃及的監護“諸神”會擔任法老的指導者。在這幅埃及壁畫中我們可以看見法老圖特摩斯三世正被他的“神”教導如何射箭。另外，圖特摩斯也因他的窮兵黷武而聞名。

這幅壁畫說明了監護者在訓練人類打仗這方面也扮演著一定的角色。

古埃及的監護“諸神”經常被刻畫成身穿圍裙

古波斯拜火教的“神”阿胡拉・馬茲達是一個乘坐在圓盤裡的類人生物。這個圓盤物體被描繪成帶有雙翼和鳥尾，這是在暗示它可以飛行。而且它還有看起來就像著陸架的腳爪。

類似這樣的描繪並不是在透過寫實的方式來描述“神”，而是在表明“神”所具備的特質。所以在這裡拜火教的“神”擁有的特質就是像人一般，而且乘坐在圓形飛行器裡。

聖殿騎士團的總大師雅克・德・莫萊正被押往準備要施以火刑的刑場。旁邊還有其他三名也要被動刑的聖殿騎士。這場處刑發生在巴黎；所以後面也可以看見聖母大教堂。

自耶穌以來，基督教便一直與兄弟會神秘主義緊密地關聯在一起。這幅由簡・普羅沃斯特（1465-1529）所繪的《基督的寓言》展示了一些基督教福號——包括上帝的“全視之眼”和羔羊。這些符號在基督教出現之前也早已皆為兄弟會所使用。

上帝的“全視之眼”是源於古埃及的“荷魯斯之眼”，荷魯斯亦是埃及的監護“諸神”之一。在耶穌誕生的數個世紀以前，羔羊在麥基洗德統治時期便已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據說最早以羔羊皮來製作儀式圍裙的就是麥基洗德領導的兄弟會分支。

埃及和美洲古文明的驚人相似性絕非巧合。上圖是古墨西哥的太陽金字塔，與埃及的一階字塔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幾個世紀前，幾乎所有不明飛行物體都會被當作“彗星”。上圖這張刊登於1557年的插圖繪畫的是在1479年的阿拉伯被目擊到的“彗星”。這顆彗星被描述說看起來就像尖銳的木樑。

藝術家的繪圖都是目擊者的證詞為基礎，但它看起來真的很像是一架多舷窗的火箭。其它許多類似的古代“彗星”記載可能也是這麼一回事。（圖片援引自康拉德・利克斯森里斯的《天才與奇蹟紀事》）

左上圖和右上圖：舊與新世界文明的相似性也可見於兩者慣用的一些符號身上。左上圖是古埃及的荷魯斯之眼，右上圖是在古美洲文物上發現的相似眼睛符號。

上圖和下圖：這些都是曾被提交給新聯邦政府的國旗設計草案。美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保存著這兩個帶有醒目的兄弟會全視之眼的設計圖。最後聯邦領導人採納了更為簡單的橫幅與星星設計。

鳳凰是美國原先非正式的第一隻國鳥，牠是到了後來才被白頭鷹取代。

身穿共濟會圍裙的喬治・華盛頓

M.L和玫瑰裡的十字。玫瑰與十字是馬丁・路德的家鄉（德國）以及其它地方的玫瑰十字會沿用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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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他在國內推行自由主義並公開反對馬基維利思想，但腓特烈仍然證明了自己終究還是與他的同時代人一樣，是浪跡在那剪不斷理還亂的歐洲政治網絡中的好戰與精明的操縱者。他一心一意想要擴張普魯士的軍國主義，他並沒有選擇幫助人們的起義，而且經常在聯盟中出爾反爾好實踐自己的意圖。腓特烈在1740年與法國達成政治聯盟，當時的法國正在積極支持詹姆斯黨人對抗漢諾威家族，關於腓特烈已準備好要協助詹姆斯黨人在1745年向英格蘭發動大舉入侵的謠言也在倫敦四起。

腓特烈接著又與英國締結聯盟，並持續從英國的困境中獲益。他不僅掠得領土，同時還賺取到大筆金錢。其它德國公國自然也跟著雞犬升天，包括漢諾威家族本身。他們都透過向英國出租要價不菲的僱傭兵來大賺一筆。漢諾威家族從事這樣的勾當已有數十年之久。

租借德國僱傭兵到英國興許是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騙局”之一：一個來自德國的小家族先是篡奪了英國王位，然後他們又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武裝英國並將其引入戰爭。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透過自己也出一份力造就的戰爭，來讓英國租用昂貴的僱傭兵從而大撈油水！即使漢諾威家族在英國失手，他們也能好好地回到德國老家享受這筆戰爭財。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德國集團的成員會選擇支持蘇格蘭聖殿騎士共濟會，甚至是在後來就任其中的關鍵職位。

英國為了租用德國僱傭兵還簽署了一系列的“補貼條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合同。這幾乎是在經過奧蘭治家族的得勢，使得德國於1688年徹底主宰英國後就立刻發生的事。我們都還記得威廉和瑪麗在登上英國王位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英國引入戰爭。

德國僱傭兵對英國來說是不小的負擔。馬爾博羅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在書信中就提到了這件事情。*

馬爾博羅公爵曾在西班牙繼位戰爭（1701-1714）期間領導英國在歐洲大陸上與法國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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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爾博羅公爵的這些書信已被翻譯成現代英語。

** “繼位”戰爭指的是誰應該繼承王位所引起的戰爭。歐洲的主要國家經常參與這些戰爭，並將它們變成綿延多年的大規模衝突。

漢諾威家族對英國的僱傭兵出租——甚至還可以追溯到該家族登上英國王位之前。馬爾博羅公爵就在1702年5月15日的書信裡討論到了承租漢諾威僱傭兵所需的花費：

“倘若我們租來漢諾威僱傭兵，那麼我就得擔憂是否能在他們開拔前準備好十萬副王冠，如果這筆錢能在我到的時候就已在荷蘭備好那就再好不過了。”（註2）

四天後，英國政府總計向僱傭軍支付了2萬2600英鎊。

普魯士和黑森都在這場戰爭中持續向英國輸出僱傭兵。馬爾博羅正為了如何解決這筆鉅款感到憂心不已。在這封寫於1703年3月26日的信裡，他便哀嘆道：

“現在我已經抵達此地（海牙），我發現普魯士人，黑森人還有漢諾威人都還沒有拿到他們應得的（報酬）..”（註3）

英國接著要面對的下一場歐洲戰爭是奧地利繼位戰爭（1740-1748）。這回腓特烈大帝與法國攜手與英國作戰，但這並沒有阻止其它德國公國繼續與英國交易，特別是漢諾威的黑森。雖然漢諾威家族正坐穩在英國王位上，但如此有利可圖的機會怎麼能白白放過。真要說的話，漢諾威家族在英國的統治恐怕只是給了那些德國公國更大的空間去與英國進行更多關於漢諾威僱傭兵的交易。

前英國首相霍勒斯・渥波爾（Horace Walpole）在這封寫於1742年12月9日的信件裡也提到了英國被要求向漢諾威僱傭兵支付1萬6000鎊的鉅款：

“...有一本最膽大包天的小冊子最近鬧得沸沸揚揚...它宣稱自從那個家族（漢諾威）入主（英國王位）以來，英國所簽署的每一道條約都是在利於他們...”（註4）

渥波爾提及的那本小冊還包含了一些很有趣的內容：

“大不列顛一直堅忍不拔地背著肩上的漢諾威，儘管這是何其徒勞且累人，但無論再怎麼疲憊她都還是緊咬牙關...為了這座島嶼（英格蘭）的利益，為了這一次，為了能夠贏得勝利，要不然我們就必須承認她淪為（漢諾威的）一座搖錢樹省份的恥辱。”（註5）

最終，對補貼條約的抵制還是以失敗告終。英國真的變成了漢諾威家族的“搖錢樹”。

對此，渥波爾也只能悲戚地說道：

“我們現在時時刻刻都有人提出要遣散黑森，漢諾威及其他僱傭兵的動議；但他們卻毫無此意。”（註6）

補貼條約確實是非常有利可圖。舉個例子，在始於1743年12月26日的合同裡，英國已向1萬6268名漢諾威僱傭兵花費了39萬3733英鎊。這看起來似乎不是很多，除非我們意識到當時英鎊的價值遠高於今天。為了要籌措這筆款項，那時的議會還考慮過要合法化彩票發行。

與此同時英國還正深陷奧地利繼位戰爭以及與詹姆斯黨的鬥爭之中。於是乎，對德國僱傭兵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

1745年9月12日，斯圖亞特家族的查爾斯・愛德華從蘇格蘭發起了對英格蘭的著名入侵。又被稱為“英俊王子查爾斯”的查爾斯・愛德華先是在9月17日攻克愛丁堡，然後他的劍鋒馬上便指向了倫敦。這當然意味著黑森一方又能日進斗金，所以漢諾威國王喬治二世在1745年12月10日就宣稱他已派遣6000名黑森僱傭兵去蘇格蘭與查爾斯・愛德華作戰。

國王喬治還特地向議會提出租借黑森僱傭兵的開銷議案，隨後議案也確實得到批准。來自黑森的軍隊於次年2月8日登陸，與此同時，英國又在歐洲前線僱傭了來自荷蘭、奧地利、漢諾威以及黑森的士兵，而且這一切名義上都是為了鞏固英國的“利益”。如此下來的開銷不可謂不驚人。

歐洲大陸的戰爭最後終於宣告結束。當然，沒有多久，歐洲統治者們就又必須再打一場硬仗。這一回打的是七年戰爭（1756-1763）——是歐洲有史以來最浩大的武裝衝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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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戰爭實際上是英國與法國在北美進行的擴張戰爭，印第安人也牽涉在其中。隨著腓特烈舉兵侵略薩克森，這場戰爭也被隨之延伸到歐洲。

普魯士的腓特烈這時已與英國重修舊好，這兩個國家（英國與普魯士）現在正組成統一陣線來與法國、奧地利、俄羅斯、瑞典、薩克森、西班牙還有兩西西里王國分庭抗禮。不過腓特烈這次倒沒有因為自己的反覆無常而撕毀與英國的結盟，因為英國財政部正在根據生效於1758年4月的《威斯特敏斯特條約》向腓特烈的軍事行動提供大量金援，但他所打的絕大部份的仗其實不過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份條約的有效期限是從該年4月一直到隔年4月，而且可以續約。

在七年戰爭期間，英國在幫助漢諾威家族捍衛自身的德國利益這方面也出了不少錢。由於法國開始進攻漢諾威，黑森和不倫瑞克，有些支付給漢諾威與黑森的金援於是就被這些國家用來保衛自己的疆土。其中與黑森簽署於1755年6月18日（七年戰爭爆發前不久）的條約尤其慷慨，除了“徵兵錢”（徵招軍隊的花費）和“新馬錢”（新添戰馬的花費）之外，領德國工資的黑森軍隊每年還可以獲得3萬6000英鎊的補貼，當他們進入英國時這筆錢還會再翻一倍。另外還有另一筆3萬6000英鎊的補助金被直接送進了黑森的庫房裡。

有許多英國領主都覺得不值得在德國軍隊身上花這般大錢。在論及法國可能會對英國發起的入侵時，渥波爾就打趣地說道，

“如果法國人來了，至少我們已經先付完該給漢諾威和黑森的那幫傢伙的錢了！”（註7）

另一位極富影響力的英國政治家威廉・皮特又富饒趣味地對此評論說：

“現在讓我們得砸下大把銀子的那群漢諾威軍隊已經進入低地國，然後他們就駐守在那裡。他們駐紮在距離敵人最遠，最不可能遭到攻擊且防禦工事亦修築得最宛如銅牆鐵壁一般的地方。因此，他們實在沒什麼好聲討的，畢竟他們就只是從他們的國家跋涉到了另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我完全不會驚訝於在如此光榮的征戰結束後被告知...這個國家的家底都被拿來讓漢諾威僱傭兵吃好睡好。”（註8）

想當然爾，從這些僱傭兵交易中獲利最豐的德國公國就是黑森。

約略地瀏覽過黑森的歷史後我們可以發現，黑森在菲利普伯爵逝世於1567年後被依他的四個兒子一分為四個省份：黑森-卡瑟爾（又稱黑森-卡塞爾）、黑森-達姆施塔特、黑森-萊茵費爾斯和黑森-馬爾堡。黑森-卡瑟爾領伯國在這四個黑森地區中最為出眾，黑森-萊茵費爾斯和黑森-馬爾堡地區隨後都被重新併吞。

向英國出租僱傭兵成了黑森皇室最財運亨通的事業。儘管黑森自己也受到戰火波及，但黑森王朝仍從僱傭兵業務中締造了讓人嘆為觀止的利潤。事實上，黑森-卡瑟爾領伯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不要與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或十字軍時期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搞混了）更帶領領伯國成為了全歐洲最財大氣粗的國家，這一切靠的就是出租僱傭兵去英國接下來又要涉足的另一場偉大鬥爭：美國獨立戰爭，又名美國革命戰爭。同樣受益於美國革命的還有不倫瑞克皇室，其頭領查理一世也以非常昂貴的價格向英國出租士兵去打擊殖民地的叛眾。

正如我們所見，無論是黑森，漢諾威還是其他德國公國皆從令英國如鯁在喉的衝突中大大獲利。英國的困境讓他們得以借機掠奪英國的財富，英國人於是也被迫跟著陪葬。此外，英國也是由此徹底落入新銀行家透過他們的通膨紙幣所創造出的債務無底洞中。

但德國民眾同樣也苦不堪言。被租借給英國的絕大部份僱傭兵都是被迫徵招入伍，且在上級的命令下不得不前去打仗的年輕人。為了他們的統治者的驕奢淫逸，這些人要不是得致殘就是得付出性命。說到底，德國王朝集團的財富與影響力全是構築在年輕人的鮮血之上。

在所有這一切背後，我們依然能夠發現兄弟會網絡的蹤影。隨著時間過去，黑森和不倫瑞克皇室的成員也紛紛成為了嚴規禮儀裡的領導者。例如在1772年於寇盧舉辦的共濟會大會上，不倫瑞克的查爾斯・威廉・費迪南德公（Duke Ferdinand）爵就獲選為接替馮・洪德的嚴規禮儀總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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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規禮儀在費迪南德公爵當選後發生了一些變化，包括嚴規禮儀後來開始被非正式地稱為“聯合會館”。十年後，在另一場舉辦於1782年的維爾赫姆斯巴德（一座鄰近黑森-卡瑟爾地區的哈瑙的城市）的會議上，“嚴規禮儀”這個名稱甚至被完全廢棄，隨後該組織亦更名為“聖地的仁慈騎士團”。維爾赫姆斯巴德大會正式放棄了聖殿騎士團是共濟會的原始締造者的故事，不過騎士等級以及“未知至高者”的觀念仍被一併保存了下來。

在當選總大師數年後，費迪南德公爵繼承查理一世成為不倫瑞克的統治者，同時間他也繼承了不倫瑞克依靠出租僱傭兵所賺來的財富。

在嚴規禮儀與不倫瑞克公爵一同承擔領導職責的還有黑森-卡瑟爾領伯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兒子，黑森的卡爾王子（Princess Karl of Hesse）。據雅各布・卡茨（Jacob Katz）在《歐洲猶太人與共濟會，1723-1939年》（Jews and Freemasons in Europe，1723-1939）一書中指出，卡爾王子後來還“被公認是所有德國共濟會的領導人。”（註9）

卡爾的弟弟威廉九世也從他的父親那裡繼承了黑森-卡瑟爾公國及其巨大的財富，而且他亦是一名共濟會員。威廉九世早在他統治黑森-哈瑙的時候就曾向英國提供過僱傭兵。

那麼，兄弟會究竟在這些事務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

為了確定兄弟會到底有沒有以任何馬基維利性質的活動牽涉其中，如果有哪個兄弟會的特工曾先是加入其中一個派別，接著又倒戈相向的話，那麼答案就會顯而易見。所以，我們現在需要一位曾遊走在不同圈子裡的兄弟會特工：包括從詹姆斯黨到黑森集團，再從法國國王到普魯士國王身邊。

有意思的是，歷史確實記載了這麼一個人。由於兄弟會活動總是籠罩在神秘之中，所以我們通常不會有機會認識到這樣的特工。然而，這位不凡之人卻憑著他豪邁不群的個性，多彩多藝的藝術才華以及無與倫比的戲劇天賦從而吸引了眾人矚目，他的活動與旅行經歷都被許多與他相識的人注意到並記錄了下來。

既被有些人奉若神祇，也被另一些人視為裝神弄鬼之人的這位兄弟會的華麗特工素有一個最無人不曉的假名：聖日耳曼伯爵。

伊甸園之神（24）騎士的新黎明

伴隨人類歷史已經邁入18世紀，變革在這時已漸漸開始。宗教裁判所至此終於氣數已盡，就連鼠疫也只剩下一息尚存。

研究共濟會歷史的人都知道，17世紀對共濟會來說是一個至為重要的時期。英國的共濟會會館在這時開始吸納起許多不是石匠或建築師的人成為會員，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共濟會也正在慢慢從原先的貿易行會展開轉型。現在它正逐漸變成擁有秘密神秘學傳統的兄弟會社團。很多會館已經悄悄地開始向那些非石匠人士敞開大門，特別是當地貴族和富有影響力的人。到1700年時，據估計有70%的共濟會員都是來自其它行業。這些人都被稱為“可以接受的石匠”，因為即使他們不是真的行會石匠，但還是可以被接納入會。

1717年6月24日，四座英國會館的代表在倫敦的鵝與烤架酒館（Goose and Gridiron Alehouse）舉辦了一次會議，他們在這場會面中萌生了共組一座總會館的想法。這座新的倫敦總會館又被有些人稱作“世界之母總會館”（The Mother Grand Lodge of the World），而且共濟會也是在這時正式放棄公會業務（即俗稱的“行動共濟會”），並轉而簇擁嚴格地神秘與兄弟會活動（“思辨共濟會”）。行會石匠的頭銜，工具和製品現在已不再是成員用於維持生計的所需，與此相反，這些東西都被轉變成了神秘的兄弟會符號。不過這些變化並非突如其來，而是從1717年之前就開始逐漸醞釀的趨勢的結果。

有很多史料都誤以為成立於1717年的母總會館才標誌著共濟會的誕生。但誠如我們所見，共濟會的根基其實更加淵源流長，即使是在英國亦復如是。例如有一個共濟會傳說就提到，英格蘭的埃德溫王子早在公元926年便曾邀請自由石匠行會來到他的國家協助建造幾座大教堂和石材建築。據記載，共濟會的手稿也可以上溯到1390-1410年，艾伯特・麥基在他的《共濟會的歷史》裡亦提及過一場舉辦於1599年的共濟會會議留下的手寫備忘錄。此外，共濟會在16世紀於英格蘭正式拋頭露面實際上也與一次被詳實記載地發生在1567年的分裂有關。英國共濟會經過這場分裂後從此一分為兩大派系：“約克”和“倫敦”體系。

在1717年的鵝與烤架酒館建立的新總會館制度起初只設有一個入會等級（階級）。接著在成立不到五年內，會館又再增設兩級，如此一來便確立了所謂的三級制：學徒，技工還有大師。這個等級制度通常又被稱為“藍堂”，因為藍色對它們而言皆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自那以後，幾乎所有共濟會系統的頭三個位階都會沿用藍堂三級制。

母總會館這時也向英格蘭，歐洲還有大英帝國的成員們授予特許，允許他們各自成立以藍堂為本的會館。那些會館多彩多姿地兄弟會活動很快就蔚為風尚，共濟會也因此變得風靡一時。許多會館的會議都是挑選在酒館舉行，所以杯酒言歡也成了它們的一大特色。當然，有很多成員都是因為會館宣揚的博愛與啟蒙精神才慕名而來。

新興的母總會館同時還嚴格禁止任何會館涉入政治議題。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共濟會應該要選擇與世無爭。然而，事實上就連剛成立僅僅三年的母總會館也曾在第一位漢諾威國王加冕後表態支持新的德國君主，儘管當時有非常多英國人反對。其中一位最早也最具影響力的母總會館總大師是約翰・T・德薩吉利埃修士（Rev. John T. Desaguliers），他在1719年獲封為總大師。

德薩吉利埃曾經寫過一篇短論論述漢諾威家族才是符合“自然法”的唯一英國合法統治者。他在1737年11月5日甚至還向威爾斯王子弗雷德里克——這名漢諾威人授予了共濟會的前兩個等級。在隨後幾代人間，漢諾威皇室的成員更出現了成為總大師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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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古斯都・弗雷德里克（1773-1843）是喬治三世的第九個兒子，他在逝世前擔任過長達三十年的總大師。他的哥哥，即之後的國王喬治四世亦曾就任過總大師。後來的皇室總大師是維多利亞女王之子愛德華七世；愛德華在還是威爾斯王子時就擔任過二十七年的總大師。最近在後來當上國王的皇室總大師是約克公爵，亦即喬治六世（1936-1952）。

英國總會館是明擺著的親漢諾威派，而且其祭出的反對涉入政治爭議禁令實則就是在維護漢諾威家族的統治現狀。

鑒於蛇之兄弟會對馬基維利權術是多麼瞭若指掌，如果我們假設母總會館其實是一個旨在維護有爭議的政治事業（即漢諾威家族在英國的統治）的兄弟會派系，那麼我們完全也可以預期兄弟會網絡又會在另一頭扶植起一個反對派。而且事情確實如此，在母總會館成立不久後，果不其然就又出現了一個反對漢諾威派的共濟會體系！

當詹姆斯二世因為1688年的光榮革命失勢逃出英國後，他的追隨者迅速組織起來試圖幫助他重登王位，其中尤以詹姆斯黨這個團體最為活躍且好戰。由於總部設在蘇格蘭和天主教愛爾蘭，詹姆斯黨能夠不留餘力地支持斯圖亞特王朝。他們對漢諾威家族發起過多次起義與軍事行動，雖說最終都是徒勞無功。當詹姆斯二世在1701年撒手人寰，他那自封為詹姆斯三世的兒子便繼續接替著重奪王位的家族奮鬥。這時一個新的共濟會分支也被扶植起來與他並肩作戰，而且這個分支乃是在模仿古老的聖殿騎士團。

創立聖殿騎士共濟會的人是詹姆斯三世的皇室支持者邁克爾・拉姆齊（Michael Ramsey）。拉姆齊是一介蘇格蘭神秘主義者，他曾被詹姆斯三世娉請來教導後者在法國的兩個兒子。

拉姆齊意圖在歐洲重建一度蒙羞的聖殿騎士團。為了實現宏願，拉姆齊採納了與倫敦母總會館相同的方法：重生的聖殿騎士團被改造成了一個向各行各樣的人士開放的神秘/兄弟會社團。舊有的騎士頭銜，制服以及“行會工具”都被象徵化，兄弟會化還有儀式化好適用於共濟會的背景。正因如此，拉姆齊甚至還自封為騎士。

不過拉姆齊並非是憑一己之力在努力，因為他也得到了其他斯圖亞特支持者的傾囊相助。英國貴族查爾斯・瑞克里芙（Charles Radcliffe）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熱心的詹姆斯黨人，後來他與其兄德文特伯爵一同在1715年爆發的企圖讓詹姆斯三世重登王位的叛亂失敗後被捕。這兩位兄弟都被判處死刑，雖然伯爵確實被斬首，但瑞克里芙卻成功逃往法國。

瑞克里芙在法國仍繼續保有德文特伯爵這個頭銜。他在1725年主持了一場會議，並在會議上正式成立了以拉姆齊的聖殿騎士為本的新共濟會會館。這座德文特會館的出現也有助於新興的聖殿騎士共濟會在歐洲繼續傳播。德文特伯爵甚至聲稱，他開闢新會館的權力是直接來自於蘇格蘭的基爾溫寧會館——即蘇格蘭最古老也最著名的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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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德文特伯爵究竟有沒有收到英格蘭母總會館的許可去在法國建立新會館一直備受爭議。有些歷史學家認為他確實有得到授權，但另一些共濟會學者則主張根本沒有這樣的授權，德文特伯爵的會館完全是非官方（“私下的”）的。

有些人相信英格蘭母總會館絕不會向德文特授予許可，因為他的親斯圖亞特傾向眾所週知。

作為補充，德文特伯爵後來仍繼續熱衷於政治活動，而且還曾試圖在1745年的詹姆斯黨叛亂中加入查爾斯・愛德華（Charles Edward）的行列。後來德文特搭乘的船隻被英國巡邏船攔截，最終他被押往倫敦並於1746年12月斬首。

聖殿騎士共濟會便因其據稱的蘇格蘭起源而又經常被稱作蘇格蘭共濟會。藉由宣稱聖殿騎士其實才是母總會館體系的秘密創始人，拉姆齊的蘇格蘭共濟會成功吸引了很多人加入。據拉姆齊說，聖殿騎士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於聖地發現了早在數個世紀以前就已“失落”的共濟會教誨。隨後他們把教誨帶回歐洲，並在經國一連串羞辱與流亡後把這些學說帶往法國，英國還有蘇格蘭秘密保存了數百年。歷經長達幾百年的銷聲匿跡，聖殿騎士現在已開始透過母總會館的藍堂體系謹慎地東山再起。

依照拉姆齊所言，藍堂的三個等級純粹只是用於測試共濟會員是否忠心。一旦共濟會員通過三個等級證明自己確實懷有赤膽忠心，那麼他就可以晉升入“真正”的等級：由拉姆齊一手規劃的第四，第五及其後的更高等級。而且拉姆齊自稱他是得到了蘇格蘭的秘密聖殿騎士總部指派來安排更高階的等級。

根據他的故事，蘇格蘭聖殿騎士也是透過基爾溫寧會館一直在暗地活躍。

為了實踐他們的親斯圖亞特政治宗旨，蘇格蘭會館改變了藍堂三級制的《聖經》象徵主義，並以代表斯圖亞特家族的政治寓意取而代之。拉姆齊的“更高”等級包含了一系列為什麼共濟會員都應該要責無旁貸地幫助斯圖亞特家族重奪大位的額外象徵“啟示”，正因如此，有許多人都認為蘇格蘭共濟會確實是誘使共濟會員叛離支持漢諾威君主的母總會館，並改以支持斯圖亞特家族的一招奇招。

斯圖亞特家族自己也有加入拉姆齊的組織。就連詹姆斯三世本人亦採用了聖殿騎士的頭銜“聖喬治騎士”，他的兒子查爾斯・愛德華也在1745年9月24日獲准加入這個聖殿騎士團，他還在同一年帶頭領導過詹姆斯黨的蘇格蘭入侵作戰。就在兩年後的1747年4月15日，查爾斯・愛德華便在法國的阿拉斯市頒佈了共濟會“蘇格蘭詹姆斯黨憲章”。

查爾斯・愛德華後來曾堅決否認自己是共濟會員，因為當時關於蘇格蘭共濟會不過是斯圖亞特家族的棋子（很大程度上確實如此）的謠言四起，儘管他是毋庸置疑的蘇格蘭體系總大師。證明他確實是總大師的證據就是一份1853年的憲章，其中明確提及查爾斯・愛德華建立了上述的阿拉斯會館。據這份憲章寫道：

“我們，英格蘭、法國、蘇格蘭以及愛爾蘭的國王查爾斯・愛德華，以及H分會的其他所有替補總大師，都享有老鷹和鵜鶘騎士之頭銜。（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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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分會”據信是位於亨頓的一座蘇格蘭會館。查爾斯・愛德華被稱為“替補”總大師是因為其父，亦即蘇格蘭國王乃是“世襲”總大師。

方才我們討論到了兩個不同的共濟會體系的來龍去脈，這兩者都在英國的重大政治衝突中扮演著互相對立的一方——而且這樣的衝突自然也會牽連到其它歐洲國家。總之，這兩個共濟會體系都會在彼此誰有一動作的五年內跟著翩翩起舞。拉姆齊的關於那兩個體系是如何誕生的故事其實包含了一些非常驚人的含義，因為他的故事意味著實際上是屬於兄弟會網絡的一小撮蘇格蘭秘密分子蓄意創造了兩種針鋒相對的共濟會組織，同時那一小群人還在不斷鼓噪它們持續進行暴力政治衝突。這又是一個典型的馬基維利主義。可是，拉姆齊的故事究竟有多少真實成分？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得先來簡短地回顧一下共濟會在蘇格蘭的歷史。

蘇格蘭向來都是共濟會活動的重要中心。最早的蘇格蘭共濟會公會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1120年的基爾溫寧，不過到1670年時，基爾溫寧會館已經轉變成了思辨共濟會（雖然在名義上它仍是一個行動性會館）。

蘇格蘭的會館無不相當獨立自主，因為它們從來都不屬於英國總會館，更遑論是得到授權，即使它們後來也有沿用英國總會館體系的藍堂制度。基爾溫寧會館自15世紀初以來原本都是經過授權認可，但隨著該會館在1736年與其它蘇格蘭會館一同提議將愛丁堡會館認定為蘇格蘭總會館後，原來的授權從此就淪為一紙空文。新的蘇格蘭愛丁堡總會館仍採用英國總會館的思辨制，但它依舊是獨立於英國總會館並還有發行自己的憲章。

約莫過了七年後，基爾溫寧會館最終在1743年因為一些芝麻小事與蘇格蘭總會館分道揚鑣。於是基爾溫寧會館便將自己改制為獨立的共濟會機構（“基爾溫寧母總會館”）並再度發行屬於自己的憲章。不過基爾溫寧會館在1807年時卻又收回憲章，並重新加入蘇格蘭總會館。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基爾溫寧會館曾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自主於其它會館，所以它也很有可能是在這段期間向聖殿騎士共濟會派發授權。該會館在拉姆齊和德文特宣稱他們已從基爾溫寧那裡獲得許可，來在歐洲建立聖殿騎士體系時確實是自成一家沒有錯。

有一些共濟會歷史學家主張，基爾溫寧會館和其它蘇格蘭會館根本就沒有發明所謂的“蘇格蘭”等級制。他們認為蘇格蘭等級制是拉姆齊和他的詹姆斯黨同夥在法國的傑作。另一些共濟會作家則認為，聖殿騎士體系在1798年之前壓根就沒有觸及到蘇格蘭——而且在那數十年後其在歐洲的活動也幾乎陷入僵局。那些作家進一步聲稱基爾溫寧會館從未採納過除藍堂制以外的什麼。還有其他人相信，拉姆齊因為自己出生於蘇格蘭，所以刻意透過他的會館是源於該地來煽動民族情緒，藉以幫助斯圖亞特家族在蘇格蘭建立政治根據地。儘管這些說法都很有說服力，但歷史文獻足以證明它們都不真實。

首先，我們可以看見蘇格蘭為這個時代提供了不少重要歷史人物，他們都為由蛇之兄弟會的革命家所發出的變革作出過不少貢獻。邁克爾・拉姆齊是至今我們所見過的第三個來歷充滿神秘，但卻在歐洲掀起大風大浪的蘇格蘭人。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另外兩個人：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他協助德國統治者建立英格蘭銀行，還有約翰・羅（John Law），亦即法蘭西銀行的設計者。其次，蘇格蘭共濟會會館也是親斯圖亞特家族的聖殿騎士體系的發源地。蘇格蘭一地素有強烈地親斯圖亞特傳統，所以那裡亦是詹姆斯黨的大本營。

在英國總會館成立的數十年之前，有許多蘇格蘭共濟會員就已因為對斯圖亞特家族的支持而聞名。這些忠誠的蘇格蘭人會在他們的會館舉辦秘密會議，以防他們的政治陰謀曝光。親斯圖亞特的共濟會活動起碼可以追溯到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之年（斯圖亞特家族在該年從清教徒手中重奪王位）。根據一些早期的共濟會員，復辟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都該歸功於共濟會。在復辟中發揮極大作用的蒙克將軍（Gerneral Monk）據說就是一名共濟會員。

最後，還有一些不容爭辯地證據表明蘇格蘭會館，包括基爾溫寧會館在1798年的數十年之前就曾參與過聖殿騎士體系的事務。共濟會歷史學家艾伯特・麥基在他的《共濟會的歷史》中便指出，基爾溫寧會館曾在1798年向一些愛爾蘭共濟會員頒佈憲章，並在其中自稱是“高級聖殿騎士會館”。另外在十多年前的1762年，波士頓的聖安德魯會館就曾向蘇格蘭總會館申請授權（後來也確實收到），有了授權後，波士頓會館便可以在其舉辦於1769年8月28日的會議上向人授予“皇家拱門”和聖殿騎士體系的等級。最重要的是，聖安德魯會館是向蘇格蘭總會申請是否可以派發聖殿騎士等級，而非其它任何法國會館。

至此，我們終於可以確認拉姆齊的故事裡的兩個元素：

（1）蘇格蘭會館實施聖殿騎士共濟會制度

（2）蘇格蘭總會館早在1762年就開始頒發聖殿騎士憲章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地認定蘇格蘭總會館是在這一年之前就已經參與了聖殿騎士體系的事宜，因為顯然聖殿騎士等級制必須在有會所開始申請前就已先存在才行。遺憾的是，在聖殿騎士體系興起於蘇格蘭會館時並沒有任何這方面的明確紀錄留存下來。當然，拉姆齊和德文特都宣稱聖殿騎士體系在1720年初時已經出現。

確實，蘇格蘭會館是有可能在當時就以某種形式涉入了聖殿騎士體系。

可以想見，蘇格蘭會館對他們的聖殿騎士活動肯定是非常保密。目前我們所能知道的也就只有波士頓方面的那份在1762年致聖喬治會館的憲章史料。不過我們只需要想想兩位德文特伯爵的下場就可以知道那些人是在冒著多大的危險，包括從事親斯圖亞特政治活動的共濟會員。

然而，拉姆齊的聖殿騎士故事也並非全部都能獲得證據支持。打個比方，共濟會當然不是像拉姆齊所說得那樣始於聖殿騎士團。畢竟造就日後共濟會的石匠行會早在聖殿騎士團成立之前就已存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證據表明確實是聖殿騎士將藍堂制引入英國。

正如第15章所述，據說波斯的阿薩辛派早在數個世紀以前亦曾採用過藍堂這樣的三級制。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東征期間與阿薩辛有過頻繁接觸，在無需兵戎相見的時期，阿薩辛派與聖殿騎士團就會簽訂條約並維持友好關係。其中有一份條約甚至還允許聖殿騎士在阿薩辛派的領土上建立保壘，所以也有些歷史學家相信，聖殿騎士在那段和平時期中多少瞭解到了一些阿薩辛派的神秘教義，並將其納為己用。因此，聖殿騎士的確有可能在英國母總會館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實踐藍堂制。

進一步的間接證據則是聖殿騎士在十字軍時代的歐洲正處於如日中天的地位。他們在整個大陸都有置產，其中又尤以在蘇格蘭最為突出。當聖殿騎士在十字軍東征結束並放棄聖地後，他們最後就回到了自己位於世界各地的地方支部，蘇格蘭無疑也是其中之一。有許多聖殿騎士在騎士團遭取締後仍堅持要遵循既有傳統，所以他們紛紛轉入地下，ㄧ些在暗地活躍的騎士於是就加入了共濟會會館，包括蘇格蘭和英格蘭的那些。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想像，藍堂三級制可能就是這麼從阿薩辛派經過聖殿騎士與蘇格蘭，最終傳入了1717年的母總會館。

有些共濟會員可能會覺得任何宣稱藍堂與阿薩辛派有關聯的說法都是對共濟會的詆毀，即使提出這個說法的人其實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共濟會歷史學家。在討論到這裡時，我們應該切記阿薩辛派所使用的刺殺手法從未在藍堂的教導裡出現過。不過阿薩辛派擁有的廣泛神秘傳統其實遠比他們的爭議政治手段還要重要。除此之外，阿薩辛派也從早期的兄弟會體系裡汲取過許多神秘教義。如此看來，藍堂制的存在其實應該早於阿薩辛。

無論藍堂制與蘇格蘭制的確切起源究竟為何，這兩個體系後來都受到了廣泛歡迎。蘇格蘭制後來更幾乎主宰了所有共濟會。在歐洲大陸，蘇格蘭共濟會的中心就是德國，就連我們一直密切注意的德國王侯小集團也很快就會以新聖殿騎士共濟會的領導人身份再次現身。

伊甸園之神（23）威廉和瑪麗有戰事

William and Mary Have a War
威廉和瑪麗有戰事
英國的查理二世和他的弟弟/繼任者詹姆斯二世有一個名叫瑪麗的妹妹，她嫁給了荷蘭的奧蘭治王子。這場婚姻為英國與荷蘭的皇室家族締造了家族紐帶，後來詹姆斯二世的女兒瑪麗二世與奧蘭治王子之子威廉三世的聯姻又使得這份關係得到進一步鞏固。那個時代的皇室聯姻不僅是出於確保“育種”的需要，同時也會帶有藉機獲得政治優勢的意圖，所以各種爾虞我詐與狡詐地間諜政變總是時有所聞。
其中有一些德國皇室家族更是這場遊戲裡的翹楚。他們以與外國皇室聯姻來作為奪取其它國家權力的墊腳石而惡名昭彰，奧蘭治-拿騷家族便是這個陰險的德國集團裡的一員。經過一番浴血奮鬥後才重奪王位的斯圖亞特家族很不幸地就落入了這個陷阱。與奧蘭治家族的聯姻其實和將斯圖亞特家族的統治徹底斷送的1688年光榮革命息息相關，為了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什麼這對我們如此重要，現在就讓我們來簡單地回顧一下光榮革命。
當時有一群地位不俗的英格蘭和蘇格蘭人組織了一個被稱為輝格黨的新教黨派。輝格黨的總部實際上是位於荷蘭，當然，其背後怎麼可能沒有奧蘭治家族的身影。從他們的荷蘭基地起行，輝格黨在1688年發起光榮革命，並藉著這場無血政變迅速罷黜詹姆斯二世。接著輝格黨就把英國王位交到了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三世手上。因此，奧蘭治家族現在統治著荷蘭與英國，同時還包括他們原來的德國故土。
我們在這場陰謀背後同樣也能找到兄弟會的身影。據說威廉三世也是一名共濟會員。（註1）事實上，在1688年確實有一個武裝秘密社團是在威廉三世的授意下成立。這個社團被依威廉三世的家族稱作奧蘭治聯盟，這個組織似乎有意效仿了共濟會。奧蘭治聯盟反對天主教，而且其宗旨就是確保新教作為基督宗教在英國的統治能夠千秋萬世。奧蘭治聯盟歷經過數個世紀依然存在至今，今天的它在愛爾蘭尤為強大，擁有超過10萬名成員。也許其最為著名的活動就是每年舉辦的英國威廉三世紀念遊行。
在他奪取英國王位後，威廉三世很快便又開始在英國建立起ㄧ如他的王朝在荷蘭樹立的那些典章：一個強大的議會與一個有名無實的君主制，還有一間可以濫發紙幣的中央銀行。與此同時，威廉和他的王后瑪麗二世也不忘連忙把英國拖入對抗天主教法國的沉重戰爭之中。
在威廉三世的命令下負責籌辦英國央行的是一位名叫威廉・帕特森的神秘蘇格蘭冒險家，一直以來都鮮少有人聽過此君的名字。英國下議院（議會）最初其實不願接受帕特森的央行提議，但由於威廉三世參與的衝突使得英國國債持續飆升，所以最後也沒有多少選擇。於是，遲早會引發通貨膨脹的紙幣系統就被吹捧成能夠資助昂貴的戰爭的利器。礙於稅收已經無法再高，別無他法的下議院也只得點頭答應。
有些經濟學家會讚譽英格蘭銀行是“中央銀行之母”，因為它成為了日後所有以至時值今日的中央銀行效仿的榜樣。在英國央行的計劃下，中央銀行將變成國家的首要銀行，而且也只有它可以向國家政府借錢。中央銀行的唯一己任就是讓政府變得負債累累，並由此成為政府的主要債權人。中央銀行會先將票據出貸給政府，然後那些票據便會被以法定貨幣的方式開始流通，所以國家和民眾就會將票據當做金錢來使用。在英格蘭銀行成立後，英國就是這樣慢慢深陷貨幣精英（“紙貴族”）的債務難以自拔，國家資源的應用也因此大受影響。而且這就是今日的所有中央銀行的運作方式。
如同絕大多數現代央行，英格蘭銀行是一間具有準公家地位的私人或者說私營銀行。按照帕特森的設想，匯集他們的資源來合建英格蘭銀行的那幫金融家將獲得政府批准去發行黃金和白銀票據，而且發行量甚至遠超他們持有的集體資產。在此期間，銀行家的標準做法就是發行超過實際貴金屬四至五倍的票據。
然而，英格蘭銀行最終卻令人跌破眼鏡地發行了16⅔倍。英國政府同意借入這些票據，並將其視為法定貨幣用於交易。政府同意這一方案是因為自己只需要償還貸款利息，而非那筆原始貸款。但英格蘭銀行難道不會因為這樣的交易而吃虧嗎？
當然不會。
貸出的票據的面值已經超乎票據所根據的實際資產價值的數倍，所以僅僅一年的貸款利息就已經超過了英國央行持有的貴金屬的總值！說得具體些，那些金融家總計拿出了7萬2000磅的黃金和白銀，然後通過發行16⅔倍的票據，銀行便能向英國借出120萬英鎊的紙幣。年利率8⅓則相當於10萬英鎊，也就是說一年內就可以締造28萬英鎊或說39%的利潤！
在英格蘭銀行成立二十三年後，法國也在1716年建立了一座相似的銀行。這次的法國版創辦人是約翰・羅（John Law），他是法國的財政部長。因為他的努力，後人更稱羅是“通貨膨脹之父”。不過這個頭銜當然有失公允，因為通貨膨脹在更早以前就已經出現了。然而，在羅的中央銀行得到法律授予國有化後在法國引發的驚人通貨膨脹，卻還是讓他當之無愧地贏得了這個頭銜。
作為一位後來改行當銀行家的金匠之子，約翰・羅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人物。他把自己深深奉獻給兄弟會的神秘學院，後者幕後操縱了那個時代的諸多社會變革。
傳記作家漢斯・萬托（Hans Wantoch）在他的著作《絕世大富翁》（Magnificent Money-Makers）裡曾如此描述羅說道：
“他是在伏爾泰那個時代仍在垂死掙扎的幾個碩果僅存的煉金術士-神秘主義者之一，但他在追尋賢者之石的過程中卻發現了通貨膨脹。”（註2）
值得一提的另外一件事是，羅其實是一個背景晦澀的蘇格蘭人，就跟在他之前的英國同行威廉・帕特森一樣。
羅和帕特森的蘇格蘭聯繫或許不該被等閒視之，因為我們在稍後就會看到蘇格蘭是如何作為在歐洲廣泛活動的兄弟會的一個重要秘密中心。
羅利用了法國對英國的合理多疑，說服法國政府建立一座與英國相仿的中央銀行。由於威廉三世掀起的戰爭造成法國財政嚴重入不敷出，所以羅的建議似乎非常合情合理。所以事情最終就這麼拍板定案了。
在羅的計劃下開始發行的新法國貨幣起初似乎確實振興了經濟，但這是因為紙幣可以被兌換為人們所信賴的硬幣。然而，在法蘭西銀行被國有化後，票據就陷入了嚴重地超額發行而非審慎逐步增加。於是乎，人們很快便意識到在市面上流通的紙幣其實要比硬幣還要多一些，結果人們紛紛對票據失去信心，隨之而來的就是法國深陷經濟動盪。
1688年的光榮革命不僅為我們帶來了英格蘭銀行，而且還替我們捎來了英國現在的皇室：溫莎家族。溫莎家族是直接系出於德國的漢諾威皇室*，其與奧蘭治皇室以及其他奸詐地聯姻-推翻集團裡的德國成員有著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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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國，漢諾威（Hannover）的拼法中有兩個“n”。但在英國則只有一個“n”。所以我會使用英國的拼法“Hanover”來意謂英國家族，具體指德國的話自然就用“Hannover”。
在奧蘭治/英格蘭的威廉三世去世後繼位英國王位的是他的妹妹安妮。透過事先安排，英國王位在安妮逝世後即被奧蘭治家族易手給了德國漢諾威王國的統治者，後來在過去就曾與英國的斯圖亞特家族聯姻過。漢諾威的第一位候選人（王子）是恩斯特・奧古斯特公爵（1629-1698），他迎娶了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的孫女。一如奧蘭治家族所想，漢諾威與斯圖亞特家族的聯姻並未賦予前者任何坐上英國王位的法定權威，但由於詹姆斯二世已被輝格黨與奧蘭治家族推翻，所以整個規則也順應勝利者作出了改變。
第一位接下英國王位的漢諾威國王是喬治・路易，亦即後來英國的喬治一世。喬治一世根本不會說英語，而且他也只把英國當作一時權宜下的所有物。所以他仍把大部份的注意力放在他的德國老家。隨著數代漢諾威人繼續坐上英國王位，他們最終就在英國社會永久地定居了下來。漢諾威家族從1901年開始向英國輸出了所有君主，來自維多利亞女王一系的漢諾威後裔一直延續至今。在此期間，這個王朝也依舊與其他德國貴族維持著緊密聯繫。
舉例來說，在近一個半世紀的漢諾威英國統治裡，英國的漢諾威國王仍只與其他德國皇室的女兒成親。所以毫不出奇的，漢諾威家族在接管英國後便招致了舉國反對。許多英國人完全心知肚明那些德國君王無權主宰英國，所以反漢諾威派即趁勢竄起，企圖讓斯圖亞特家族重回英國王位。正因如此，漢諾威家族才不肯任用本土英國人來充軍，因為他們深怕政變隨時會發生。作為結果，每當英國需要動用軍隊的時候，漢諾威家族就會拿英國財政部的錢來從他們的德國朋友和自己的漢諾威公國那租用傭兵，這可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與漢諾威家族素來交好的黑森皇室提供了最多僱傭兵。在安排僱傭兵這方面有一點令人始終匪夷所思的是，那些德國家族中的一些重要成員，特別是黑森的那些都在之後成為了企圖推翻英國漢諾威家族的新式共濟會領導者！
在我們詳細考察起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前，我們應該先來看看當時的共濟會究竟發生了什麼。當時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已在促使共濟會逐漸轉變成兄弟會體系最顯赫的分支之一。

伊甸園之神（22）前行的聖徒

Marching Saints

前行的聖徒

其中一位最重要的宗教改革領導人就是約翰・加爾文。加爾文在路德與天主教會公開撕破臉的時候只有十歲，但他在日後卻成為了最堅定不移的新教擁護者之一。

1536年，加爾文在瑞士巴塞爾——這座位於瑞士-德國邊界的城市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宗教短論。後來加爾文幾乎把自己的成年生活完全奉獻在了為他獨樹一幟的新教學說寫作或講道上。最終他更以自己的名字在日內瓦正式創立“加爾文派”這個新教教派。

一如馬丁・路德，加爾文也承襲著神秘思想。我們都還記得路德曾說過靈性救贖不是人類憑一己之力就能成就，與此相反，救贖實際上是取決於信仰與否。加爾文亦抱持著同樣的想法，只是他又在這方面繼續足尺加二。根據加爾文的教義，一個人是否能獲得救恩現在甚至已經無關是否懷有信仰，因為加爾文宣稱，每個人最後能不能得到救贖其實早在他們出生前就已被上帝決定。

除了上帝能預先揀選有誰能獲救又有誰不能之外，人類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費力氣。這種令人沮喪的教義被稱為“預定論”，不過加爾文的預定論還是為人們提供了一絲慰藉，因為他們都被告知說大多數人在靈性上都ㄧ樣墮落不堪。但在出生之前就已得到上帝鍾愛的人就會被稱作“選民”。

夠格成為選民的人寥寥無幾，而且他們只能選擇獨善其身。選民在這世上只有一項真正的使命，按加爾文的說法，那就是竭盡所能遏止他人的罪惡，這就是對“上帝”的侍奉。當然，加爾文自己也是選民之一。不過有人可能會疑惑說：為什麼上帝要預先責難幾乎每一個根本都還未降生的靈魂，然後又在降生後繼續懲罰他們呢？這看起來可真不可謂不殘酷。但據加爾文說，這是因為人類得承受自亞當和夏娃的“原罪”以來的懲罰。我們也還記得，“原罪”實際上就是早期人類企圖追求道德和靈性不朽的知識的嘗試。

儘管顯然很不公平，但加爾文也沒有打算為他的預定論辯解。他在傳道中強調，由於誰能被揀選是如此地不可知，因此所有人都應該保持謙卑。他還說，許多關於“上帝”的事情本來就非常人所能理解。

不過，加爾文主義可不只是什麼週日才上教堂的宗教而已，它其實更應該被當作是一套生活方式。該學說的每一個追隨者都會被要求得過上務實且簡樸的生活，而且個人的最高義務就是透過他或她的日常行為來榮耀上帝。人們被教導說，無論他們在生活中屬於什麼地位，這都是來自他們的上帝的“感召”。因此每一個人都必須尊存至高存有的意志安於現狀，加爾文主義簡直就是現代版的封建制度哲學。

在宗教層面上，加爾文禁止人們醉酒、賭博、跳舞和歌唱糜糜之音，因為它們都是選民奉命來到這世上要掃除的罪行。毫不令人訝異的是，加爾文派很快就得到了行峻言厲和鐵心石腸的名聲，而且他們還變得愈來愈暴戾。加爾文並不是一個能海納百川的人，所以他採納了猶如一些東羅馬皇帝般的惡毒行徑。舉例來說，加爾文就曾在他的新教義中鼓吹處死異端，包括要把“女巫”綁在木樁上活活燒死。

加爾文派隨後便從瑞士的據點朝著其它國家啟程。在荷蘭，加爾文教徒在八十年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激勵與帶動作用，然後在這場戰爭結束後，阿姆斯特丹銀行也跟著誕生了。至於在英國，加爾文派則構成了清教徒宗教的基礎。

與荷蘭的加爾文派如出一撤，一些英國清教徒也決定通過暴力革命來擁護自己的陰沈信仰與物質利益。於是一群富有且顯赫的英國清教徒便在1642年向國王查理一世挑起全面內戰。在清教徒眼裡，查理與天主教徒聯姻並寬容天主教是對上帝的大不敬。在贏得內戰並將查理斬首後，得勝回朝的清教徒軍隊即為英國推舉了一位獨裁者：奧利弗・克倫威爾。

在克倫威爾的統治之下，清教徒開始把他們的宗教信仰也納入外交政策的考量上。英國的清教徒強烈地信奉哈米吉多頓之役，亦即所謂世界末日的觀念。他們深信偉大的末日決戰已經降臨，而且將在17世紀末達到高潮，清教徒與查理一世的內戰就是這場大戰役的一部分。

教宗被貼上了敵基督的標籤，所以天主教也被認為是撒旦手下的傀儡。克倫威爾曾試圖藉由鞏固各國新教徒的團結，還有與歐洲各地的天主教徒進行戰爭來利用這些信仰塑造英國的外交政策。克倫威爾相信，英國清教徒是上帝的“第二選民”*，所以他的作為亦都是在實現《聖經》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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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人常被稱為上帝的“第一選民”，但他們已經失去青睞。

加爾文主義的宇宙學對清教徒的戰爭觀有很大影響，例如他們堅信參與戰爭是一種榮耀。清教徒相信，由於上帝與撒旦的勢不兩立，因此矛盾與鬥爭在這個宇宙永遠也不會止息。邁克爾・沃爾澤教授（Michael Walzer）在他那本富饒趣味的著作《聖徒革命：激進政治的起源研究》（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中曾如此解釋過他們的信仰：

“由於宇宙存在著永恆的對立與衝突，所以在地球上亦應該充斥著永無止盡地戰爭。這種拉鋸本身就代表著救恩的兩個面向：被救贖的人和被捨棄的人。”（註1）

了解清教徒的這個觀念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是據此確信戰爭是獲得靈性救贖的必要手段。此外，這個觀念還為我們播下了啟迪日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種子之一。（註2）清教徒的這種信仰毫無疑問是監護者宗教所造就的其中一個有史以來最糟糕的想法。

畢竟這麼一來，和平在清教徒看來就無異於是對上帝的羞辱，因為這意味著與“撒旦”的鬥爭已經結束！

所以，像托瑪斯・泰勒就在1630年如此寫道，“世界和平實則是對上帝的最大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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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證唯物主義是一種主張不同社會階級存在無可避免地衝突，而且這種衝突是最終將為地球迎來一個無階級烏托邦的第一步的哲學。

清教徒的最高感召便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戰。如果實在沒有仗可打（當然這是違背天意的），那麼人們也還是會被鼓勵去參加軍事演習作為消遣：

“在宗教這方面，令每個人都能享有娛樂消遣就是從罪惡中的解脫出來的最佳方式，而且這還可以強健體魄...如此一來人們便不會在那些紙牌、擲摋子、管弦、放蕩、嬉戲、粗鄙的演說還有徒勞的糾纏上徒費時間，因為他們都要忙於這些鍛鍊（軍事演習）。”（註3）

清教徒的狂熱戰爭觀以及他們的嚴謹實用主義都對戰爭的進行方式帶來了非常重大的變化。歐洲在更早以前的文藝復興時代的戰爭方式其實遠比我們所想像得還要更為有趣。當時的戰爭可以說是已經成為了一種“紳士”活動——充滿繁禮多儀和虛張聲勢。那時的歐洲統治者樂於花大錢打造一支美輪美奐又五顏六色的軍隊，穿著鮮艷的制服，揮舞旗幟並穿戴花俏的鎧甲才是那個時代的正道。最重要的是，華麗的排場是真的取代了戰場上的廝殺。

在通常情況下，令人眼花繚亂的文藝復興軍隊會你來我往地展開一場漫長的示威軍爭，但幾乎不會有實際交鋒。在連篇的炫耀和表演落幕後，隨之而來的通常就是軍事僵局，接著優雅的騎兵就會上來表演一陣戰馬半旋轉。之後，對陣的每一方都可以回去宣稱自己是幾乎沒有或毫無傷亡的勝利者，然後大張旗鼓地凱旋歸國接受人民的夾道歡迎。年輕的男性士兵因此得以不必糟蹋寶貴的生命，而且還能利用英勇的高尚故事和戰場上的榮耀來贏得愛人的芳心。

在今天這個令人厭倦且超級講求實用主義的世界中，上述的行為可能會令人捧腹大笑，因為那簡直就像是只會出現在《綠野仙蹤》裡的場景。然而，它們其實是一個著實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現象，因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戰爭風範實際上是揭示了人類真正的靈魂本質。這說明了只要有機會選擇，絕大多數人都會決定放棄戰爭。他們會更樂於把衝突的舞台改造成劇院，他們將選擇生命，顏色還有藝術而不是死亡，蒼白以及凋零。文藝復興這段歷史雖短，但它卻透露了一旦壓迫緩解，當那些不容異己且鼓吹戰爭的哲學漸漸為人所唾棄，當人們能夠更自由地去思考與行動後，人類就會自然而然地放下戰爭。

清教徒對待戰爭的嚴厲與讚揚只會令歐洲徒流許多鮮血而已。畢竟清教徒軍隊建軍的目的就是要殺個你死我活，而非大肆鋪張。出於這點，清教徒軍隊透過嚴格地操練根除了虛張聲勢，並有效提升起作戰實力。當其它國家赫然發現一支刺繡精美的旗幟在大砲面前是多麼不堪一擊時，這種務實的作戰方式自然也就迅速傳開。雖然今天的軍事組織仍然會設計一些排場，但很顯然它們對實際的戰爭來說已不再有什麼意義。

現在我們有的只是簡樸地戰鬥制服，效率至上以及冷酷地計算核戰爭會造成多少人死亡又有多大概率發生的軍事戰略家。這一切都是清教徒及其他新教徒重新把戰爭帶回實用主義後造就的結果。但當我們意識到這樣的戰爭只不過是讓我們的人類同胞被更有效率也更踏實地殺害時，我們似乎也很難一口咬定文藝復興時期的華麗排場真是那麼愚蠢。

僅管曾一度取得成功，可是克倫威爾的新清教徒政府卻沒能長久。藉著查理二世（他是被斬首的查理一世的兒子）的復辟，斯圖亞特王朝旋即從1660年開始再次統治英國。在膝下無子的查理二世逝世於25年後的1685年時，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便接替了王位。詹姆斯總計只統治三年，之後英國在1688年再次爆發革命，是為“光榮革命”。

雖然新教和天主教仍然針鋒相對，但領導光榮革命的並不是清教徒。事實上，有許多清教徒在查理二世繼位後就已逃離英國，並前往北美大陸建立殖民地。領導光榮革命的，至少就部分來說，其實是奧蘭治-拿騷家族。奧蘭治家族在光榮革命發生時已經在荷蘭佔有了牢不可破的王位。為何奧蘭治家族現在又要來聲討英國王位而且決定要一次統馭三個國家，就又是另一個引人入勝的政治陰謀故事了。

伊甸園之神（21）通貨膨脹

伊甸園之神（21）通貨膨脹

Funny Money

通貨膨脹

很少有話題能像金錢一樣讓人需要一再大書特書，同時也令人人都為之心潮澎湃。這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因為金錢是絕大多數人都無法回避的一大問題，導致金錢在現代變成一個大麻煩的原因就是通貨膨脹，無論通脹率是每年3%還是300%皆然。通貨膨脹，當然，是由於貨幣不斷貶值以及商品和服務成本持續上升所造成的結果。當貨幣供應量的比例太過於有價值的商品與服務供應時便會發生這種情況。

金錢這個玩意本身其實分文不值；因為只有可以買到的商品和服務才是價值所在。正因如此，任何個人或國家的財富實際上都是取決於它能生產什麼樣的商品和服務，而非能夠印刷，分送或持有多少錢。一個國家完全能夠在身無分文的情況下繼續運作，只要它還擁有其它方面的生產力。

金錢的用途就是促進商品與服務的交換。因此，金錢也可以說是以物易物體系的延伸。以物易物是以自己擁有的東西或替別人做事來進行交換的交易行為，所以生產與易貨毋庸置疑是所有經濟的基礎。

硬幣和紙幣最初被發明的目的都是為了簡化以物易物。如此一來人們便可以無需時時刻刻都得帶著實際商品或立即提供服務，但卻又可以直接進行易貨。個人交易將由此變得更加簡便，同時還能夠儲蓄他們為了未來而勞動賺來的收入。

紙幣起初是始於所謂的“期票”，一張期票通常就是一份書面的償債承諾。一個人可以在一張紙條上寫明，只要是該票據的持有者即可享有由其發出人按需提供的一定數量商品或服務。

為了闡明這點，請讓我們看看下面這個虛構的例子：

現在讓我們假設在農村市場裡有一個想要交換一籃子蘋果的雞農。由於他沒有把他的雞帶來，所以他決定寫一張票據給蘋果賣家，持有這張票據的人可以隨時來到農場並挑選兩隻健康的雞。接下來，雞農便可以提著他的一籃子蘋果而去，至於那位種蘋果的果農則可以憑著票據擇日前往農場，挑選他應得的兩隻雞。只要人們相信雞農可以兌現他的票據，那麼他就可以繼續用這種方式來易貨。

我們繼續假設，有天果農決定去市場兜兜，這時他遇見了布商。果農的妻子連日來一直叮囑他去買些剛隨著遠東商隊抵達的新絲綢，由於她不斷為此嘮叨，使得果農的家庭生活近來鬧了不少風雨，所以他心想也罷，就來和布商談談絲綢吧。

然而，這位布商並不需要蘋果，所以果農便想起他還有可以兌換兩隻雞的票據，於是他就向布商問說他是否需要家禽。布商說這個主意不錯，所以果農就拿那張兩隻雞的票據去交換絲綢。就這樣，現在變成布商需要跋涉至養雞場進行兌換。儘管雞隻一點變也沒有，但牠們的所有權在一天之內卻已經易手兩次。這種類型的交換正是紙幣最初的作用；但你是否已經聽見其中的弦外之音了呢？

如果雞農知道等到他真的要拿雞去兌現票據時總得先經過一段時間，或是有時他的票據甚至會持續流轉下去，以至於永遠不會有人來要求兌現的時候，那麼他就可能會開出多過自己實際擁有的雞的票據，因為他相信當那些票據來兌現的時候，他都會囤有足夠的存貨。

雞農現在已經打開了潘朵拉魔盒。

現在，雞農就要出席大家庭聚會，他自然想舉辦一場盛宴來博得岳父歡心。於是他到市場發出了一些以尚未孵化的雞作保的票據，並從其他商家那裡買來大量的商品。接下來有幾種情況會發生。如果有人持票據來兌換，而且他也總是能滿足需求的話，那麼這位雞農就可以揚長而去。但往往更可能發生的另一種情況是，他的雞票據已經在市場上飽和，現在大家都已經不想要再換取更多隻雞，所以他必須在每筆交易上提供更多母雞，好讓別人覺得划算。

所以以往只需要一隻雞的票據，但現在他卻要寫到兩或三隻雞的票據才能交換到想要的東西。隨著這些雞票據持續流通，它們已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值一錢，因為數量實在太多。惡性循環於焉而生：雞票據的數量與日俱增，但它們的價值卻一貶再貶，結果他又必須在開出更多票據才能換得他想要的東西。所謂的通貨膨脹就是這麼一回事。

接著我們就來到了最糟糕的部分。

隨著越來越多票據流通，眼下也開始出現了一籮筐需要兌現的票據。雞農很快就會發現他真正的財富，亦即他手上擁有的雞正被迅速消耗殆盡，即使只有一小部份的票據確實得到兌現。為了確保他的雞，現在他必須通過宣布市面上流通的票據只有一半還能繼續使用，以便降低票據的價值。這就是所謂的貶值。

由於雞農大概不會承認他開出了比實際有的雞更多的票據，因此他可能會試圖透過圓謊來維護自己的名譽，譬如宣稱有一場突如其來的雞瘟害死了近一半的雞。但即使是這麼做，也難以阻止他的聲譽在公眾心目中一落千丈。公眾對他的票據的信心將由此功虧一簣。這下他要不是重新開始直接以物易物，不然就得要索得他人開出的票據才能繼續在市場上交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票據或貨幣終究都還是得取決於實際商品，因為這意味著票據的創作者能夠提供有價值的交易。

硬幣則恰好與票據相反，兩者有截然不同的用處。金屬一直都被認為是有價值的東西，所以小片的金屬更被直接用作交易工具。這些金屬片有各式各樣的設計，最後就演變成硬幣，而且它們的金屬純度也能得到印刷機的保證。然後硬幣的價值便是由其中所含有的金屬量和純度來決定。基於黃金是一種罕見且倍受歡迎的金屬，所以由黃金製成的硬幣通常會比例如銅幣等其它硬幣更昂貴和具易貨價值。

金屬硬幣因其耐用且數量可控的特性而大受歡迎，但它們還是造成了一些問題。因為人們在實際生活中只用金屬片來交易其它商品，所以這產生了對金屬的過分重視。許多人紛紛痴迷於收藏硬幣與金屬幣，而且這種傾向還會消耗更多本應被投入在有價值的商品或服務的資源。再者，這樣的制度也讓那些坐擁大量金屬幣的人得已掌握過多權力，即便諸如食品等其它商品才應該是最有價值的。持有金屬幣的人幾乎可以立即享受任何商品或服務，但農民仍須先經過用他的產品來交換硬幣或金屬幣的中間步驟，才可以享受這種支出上的便利性。

金屬幣與票據的融合為興起於16世紀的現代貨幣體系奠定了基礎，據說鞏固這個基礎的人是當時的金匠。因為金匠通常也擁有城市裡最堅固的保險庫或鎖庫，所以很多人都會把他們的金屬幣存放在金匠那裡。接著金匠會給存戶開出收據，收據上面會明載持有者能夠兌換多少金或銀子。每一張諸如此類的收據實際上都是一筆可以被用作貨幣流通的票據，直到有哪個持有者決定前去金匠那兒兌換指定的金屬。

這時金匠有了一個大發現。在正常情況下，只有10-20%的收據會真的被帶來兌現，至於其它則都會被當作貨幣持續流通，而且這麼做確實有很好的理由。紙筆無疑比笨重的硬幣更容易攜帶，而且人們也覺得使用收據要比實際的金和銀子要更加安全。金匠於是意識到，他們可以藉著貸出尚未被兌換的金屬來收取利息，從而以貸方的身份大發利市。然而，在提供貸款時，金匠又會說服借款人以收據而非實際金屬的形式接受貸款，借款人隨後就可以將其作為貨幣直接流通。

誠如我們有目共睹，金匠現在是在無中生有地創造出比躺在他的保險庫裡的金屬還要翻倍多的“金錢”（他的收據）：它們原來屬於存戶，後來又屬於借款者。金匠甚至不是他的保險庫裡的任何金屬的真正所有者，但他卻只需要簡單地寫下一張紙，就代表有人開始欠了與他保險庫中的黃金一樣多的錢。只要來兌現的收據不會超過實際貴金屬存量，金匠就可以繼續濫發收據。在通常情況下，金匠會開出超出他的實際黃金擁有量四至五倍的收據。

這種手法雖然有利可圖，但同樣存在一些罩門。如果一時間有太多收據要來兌現，又或者是金匠的借款人遲遲沒有償債，那麼金匠的事業就會毀於一旦，他的收據連同信譽都將淪為泥車瓦狗。但是，如果金匠能夠謹慎行事，那麼他就可以無中生有地讓自己賺得盆滿缽滿。

這個系統的不公正之處非常顯而易見。因為這就等於金匠手裡每有一袋黃金，那麼人們就又跟著多欠他四袋，所以總有人不得不投降。隨著欠給金匠的公共債務愈多，就也會有愈多的確切財富與資源得被讓渡予他。金匠始終沒有在生產任何有意義的財富或資源，但它們卻越來越過分地被他的收據蠶食鯨吞，因此他很容易就會變成一隻經濟寄生蟲。最後無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以社會上的其他人變得一貧如洗作為代價，精打細算的原金匠銀行家開始躍居眾人之上。

無論是要人們放棄有價值的所有物還是花費很長時期來償債，這種貧困都會顯現出來。但一旦金匠失手，他的貨幣泡沫就會破滅，因他的銀行崩潰所造成的破壞與仍然流通的收據的貶值損失，卻仍然會拖著大家一起下水。

這就是現代銀行業的誕生秘話。有許多人都認為它是一個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在行詐欺之實的制度。它總會造成社會與經濟動盪，今天的世界各大貨幣和銀行體系都在重複著我方才敘述過的那些情景。

到了17世紀，義大利的美第奇銀行家族提出了以黃金作為所有紙幣的擔保物的想法。由於具有稀缺性與需求性，黃金於是被捧成了票據的完美擔保。這就是“金本位”的由來，在這種制度下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定價都離不開黃金（有時是白銀）。

對於握有大量黃金和白銀的人而言，金本位肯定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但它仍舊造成了對一種幾乎不如其它產品那般有用的物品的過分依賴。把整個貨幣體系構建於單一物品上確實是比毫無擔保品要更好，但即使是金本位下，票據的發行仍會遠遠超過用於兌現的金屬。最好的解決方法其實就是把貨幣供應牢牢紮根於一個國家的所有有價值產出品，如此一來金錢才能夠準確反映出產能。

伴隨著金本位拍板定案，現在票據也開始被認為“與黃金一樣好”，因為人們可以持著票據去兌換實際的黃金。這引起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越來越多黃金票據進入市場只會導致它們日漸貶值，通貨膨脹亦會因此穩步加劇。所以黃金所有者/銀行家又不得不繼續大發票據，畢竟他們就是以此為生。

只要銀行家能小心謹慎，讓人們繼續對票據保有信心，那麼票據製造者就可以持續從他們一手締造的無可避免地通貨膨脹中獲利。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他們過份發行，且有太多票據回來擠兌，那麼他們甚至可以亮出最後殺手鐧，也就是透過貶值票據的方式來挽救他們的黃金。通過這種方式，即便是處在金本位下的這些通膨紙幣就仍能成為那些有權創造金錢的人的財富與權力之源。大量的債務也會因此產生，因為絕大部份“無中生有的”黃金票據都會被銀行家以貸款的方式發放。如果人們不向銀行家貸款，進入市場的新錢便會因此減少，整體經濟又會因而放緩。

這種生財之道無疑完全破壞了貨幣真正的用途：作為實際可交易商品的代表物。通膨紙幣讓少數人得以趁機吸收和操縱可觀的真實財富，亦即人們生產出的有價值商品與服務，但它們的價值卻會一點一點被印刷紙幣與通貨膨脹給吸食掉。最終，貨幣變成了一個可被蓄意操縱，而且通常會有害於生產和易貨體系的工具。金錢的本意應該是要協助這個體系運行，而不是主宰和控制它。

這從而又揭露了通膨紙幣制度被創造出來的真正原因：因為它能夠使國家有本錢去發動和延續戰爭。同樣地，這又使得人類在現代經濟體系中得要面對更為艱苦的生存鬥爭，因為人人都得背負著這個體制炮製的巨額債務，與此同時真正的財富卻又會被寄生蟲給吸收。此外，穩步上升的通膨亦剝奪了人們手上的貨幣的價值，所以他們辛苦積攢的一切最終都會慢慢化為烏有。在伊甸園與巴別塔故事中曾被表述過的監護者議程已被新興的紙幣制度進一步繼承下去了。

阿姆斯特丹銀行的一蹴可幾也鼓勵了其它國家相繼成立類似的銀行機構。其中尤以成立於1694年的英格蘭銀行最為著名，這間銀行透過改良荷蘭的通膨紙幣系統，為我們在現代的中央銀行模式樹立了榜樣。英國的中央銀行模式隨後又傳播到了不同國家，這一切往往與由重要的兄弟會網絡成員領導的革命互有聯動。

《兄弟會傳說》曾提到的革新世界藍圖在17世紀末確實正在順利進行，“新貨幣”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這我們在後面會更清楚地看見。

伊甸園之神（20）新貴族

 

A New Aristocracy

新貴族

革命這個概念幾乎與歷史本身ㄧ樣古老。數千年來人們從未少過反抗諸神，國王還有父母，所以我們基本上也已經對其司空見慣。

路德的反叛並不是真正意義上那種會濺血的革命，畢竟路德和教宗雙方可都沒有率領軍隊一決雌雄。然而，宗教改革確實是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並為許多在後來數個世紀間橫掃全球的戰爭與暴力政治革命提供了靈感。

其中一個最早被宗教改革醞釀出來的政治鬥爭便是八十年戰爭，這場爭端的全面爆發乃是始於1569年。八十年戰爭主要是圍繞在西班牙與我們今天稱之為荷蘭的那個歐洲地區之間的較勁。另外，當時已經出現了一個被稱作“加爾文主義”的新教教派（其起源將在第22章裡深入探討），之後出身自法國的激進加爾文主義者紛紛移居荷蘭，並在當地開闢了一個相當活躍的新教社區。西班牙虔誠的天主教統治者與新興的荷蘭少數異教徒產生摩擦是在所難免，但荷蘭的少數派不僅渴望宗教自由，很快地他們甚至也開始呼求政治獨立。作為結果，一場跨時將近一世紀的戰爭旋即爆發。

領導荷蘭早期多次針對西班牙的頑抗的人是威廉一世——一個統治德國拿騷公國（與黑森接壤）和法國奧蘭治地區的德國統治者；由於這個原因，威廉王朝又常被稱為拿騷-奧蘭治皇室，或是更簡單地直接稱作“奧蘭治家族”。威廉之所以決定領導荷蘭作戰也部分是因為他在那裡繼承了大片土地。

荷蘭的叛亂最後終於成功促成了一個完全獨立的荷蘭誕生。荷蘭在獨立後建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更為日後其它國家的革命提供了榜樣。荷蘭選擇採取議會制政府，君王的權力也因此多少受到縮限，儘管奧蘭治家族是荷蘭的皇室且一直維持至今，但君主的角色在新政府中充其量就是“總督”或行政長官罷了。

除非得到國民議會（國會）批准，否則首相將不得就職，不過這通常只是一種形式。如此設計議會制度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防範有人企圖集大權於一身。

我們可能會對德國的拿騷-奧蘭治皇室為何要協助建立一套有損於自身權力的政治制度感到不解。當然，我們可以說他們是要藉此鼓舞民眾起身反抗西班牙；何況不管再怎麼說，奧蘭治家族也還是在政府中獲得了世襲地位。但這種答案並不能完全解決疑問，正如我們將要看到，其他德國皇室也在前仆後繼地領導政變和革命去建立起幾乎一模一樣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僅有很少是真的出於高尚的情操。

破解這個謎團的線索就是那些德國王朝都與兄弟會組織淵源頗深的這一事實。一如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看到，有證明表明這些家族都是在有意地推動兄弟會的議程，而且那些皇室亦能夠從中大大獲益。

鑒於兄弟會網絡在推廣革命和挫敗君主制這方面扮演的角色，乍看之下，兄弟會似乎是重新找回了他們反對監護者體制的初衷。畢竟，君主制的存在幾乎可以一路追溯回古蘇美爾的監護“諸神”。根據美索不達米亞泥板記載，監護者社會自己則是以一種相當特殊的方式進行統治，在整個制度的最頂端有一個議會或制度性理事會，然後在最高議會之下又分有行星等級的支部，例如地球。

每個支部都是由世襲的監護者負責，但他們必須遵從議會的律令。據古蘇美爾人說，監護者的世襲統治者是地球最早的國王。那些統治者自然會將自己的君主制套用入人類社會，所以我們還可以在古美索不達米亞繪畫中看見ㄧ些有趣的證據，其中描繪了監護“諸神”裝備著兩個在今天已被作為君主的象徵而廣為人知的物品：權杖與頭飾。

根據蘇美爾人，地球上的第一位人類國王亦是監護者與人類女子的混血後代，那些混血雜交造就出了地球最早的人類君主。“皇室血統”的觀念以及進行適當的皇室“育種”好確保人類皇室的血統純正的重要性也正是由此出現。值得玩味的是，有些古老的監護“諸神”被描繪成有著一身藍皮膚或是擁有藍色血液：這令我們不由得聯想起所謂的皇室“藍血”說（有些人聲稱這是確有其事）。貴族的配種習俗在歷史上一直存在，甚至直到今天對某些皇室來說仍是頭等大事。我們不妨可以說，“藍血”人類就好比是智人這個牲畜種族裡的海福特牛一般。

如同前述，尚未腐化的兄弟會意欲消滅君主制，並以議會制取而代之來讓人類自由選擇領導人的初衷似乎終於被付諸實行。難道說兄弟會是在威廉一世的時代歷經過了某種內部改革嗎？

遺憾的是，事情其實並非如此。

誠如我們先前所見，由於監護者的影響，兄弟會的宗旨與學說都受到了深刻地扭曲。而且，就是這樣的扭曲同樣歪曲了兄弟會革命家渴望實現的利他主義社會與政治目標。弱化的新君主制與議會政府事實上只是讓革命家得以趁機扶植起更為強大的全新體制：不同以往的銀行與貨幣制度。

這種嶄新的貨幣制度是構成16，17以及18世紀的革命的一個重要元素，但卻鮮有歷史書籍曾對此費過篇幅。那些曾經一度出現，還有現在仍舊在運作的新貨幣制度已被作家霍華德・卡茨甚是貼切地稱之為“紙貴族”。

宗教改革橫掃世界的革命風潮預示著強權貴族政治的衰落，至少不再像以往那麼能夠呼風喚雨，但“貨幣貴族”卻在諸多方面仍然佔據著一席之地。這是因為在宗教改革期間，由於新興的金錢科學竄起*，曾經被視為下品行業的銀行業與放貸業又開始生龍活虎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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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輕鬆且有趣地了解金錢與經濟的歷史，我會非常推薦道格拉斯・邁克爾（Douglas Michael）所著的《卡通經濟學指南》（The Cartoon Guide to Economics）。

這種新的貨幣是一種紙幣，它可以被通過被稱為“通貨膨脹”的過程而遭到蓄意且有系統地貶值。而且它還是今天的我們仍在使用的貨幣類型。這種新錢，以及由其衍生出的相關機構對我們的現代文明產生了可謂無遠弗屆的影響。

如果不理解新貨幣體系究竟是如何運作，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徹底弄懂新教改革的影響以及接連引起的革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伊甸園之神（19）路德與玫瑰

Luther and the Rose

路德與玫瑰

我們所熟知的那個名曰德國的歐洲地區在14世紀的時候其實都還是由許多獨立國家和城邦所佔據。在那時，其中有幾個國家已經成為了兄弟會在歐洲進行活動的主要中心，而這些活動大多又是集中在德國中部的黑森州。在德國及其它地方，兄弟會和它的一些最不落人後的倡導者已經被冠上了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光明會”，意為“被照亮（啟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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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光明會非被亞當・威斯豪普特創立於18世紀的巴伐利亞的彼“光明會”。真正的光明會與威斯豪普特的光明會實為兩個不同的組織。下一章會簡扼地談到威斯豪普特的巴伐利亞光明會。

光明會在德國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分支就是極為神秘的玫瑰十字會。玫瑰十字會最初是被查理曼大帝在公元9世紀引進入德國，德國的第一座正式玫瑰十字會會館則是在公元1100年落成於黑森州的沃姆斯市。玫瑰十字會因致力於鑽研煉金術，還有他們晦澀難懂的符號以及非常秘密的等級制度而聞名。光明會與早期的玫瑰十字會關係匪淺，要想獲得加入光明會的入場券首先就是要在玫瑰十字會內有所成就。

許多關於玫瑰十字會的歷史都錯誤地認為這個團體是直到1614年才乍然驚現——因為位於黑森的德國玫瑰十字會在該年出版了向世人昭告其存在，並歡迎人們加入他們的一本石破天驚地小冊子。造成這種誤解且讓玫瑰十字會的歷史極難追溯的原因之一，就是該組織一直以來所恪守的每隔108年就開始“活躍”或“沉寂”的原則。

依照規章，玫瑰十字會的每一個主要分支都必須算定一個正式的成立日期。從那一天開始，每ㄧ個分支都要仔細計算這108年的週期。第一個週期是主動展開“對外”活動的宣傳時期，這時分支會讓自己變得人人皆知，同時也會公開招募新成員。接著，下一個週期就是潛伏，沉寂且不再做任何宣傳的時候，這時除了成員的直系親屬以外的人都不得入會。

玫瑰十字會的每個分支都在這每108年的兩個階段中交替循環。因為玫瑰十字會總是在“活躍”與“沉寂”之間你來我往，所以那些觀察家才會以為玫瑰十字會一直在歷史上起起伏伏。據AMORC的劉易斯博士說，“當初為什麼要頒佈這道規定的原因，至今仍然不得而知。”（註1）

光明會和玫瑰十字會是在瘟疫時期推動新一波宗教運動的主要力量。神秘的宗教團體“上帝之友”（Friends of God）就是那些運動中最早興起的之一。

上帝之友出現在德國的那一年恰好正逢黑死病初出侵襲歐洲。這個宗教團體的創始者是一位名叫拉爾曼・默斯溫（Rulman Merswin）的銀行家，此人很早就開始開拓自己的金融業務，並從中賺取了可觀的財富。據默斯溫自述，他在1347年遇見了一個自稱是“上帝的好朋友”的陌生人。默斯溫從來沒有吐露這位陌生人的身份，令人懷疑這會不會是默斯溫捏造的故事。然而，默斯溫的這位“朋友”似乎相當真實且極具影響力，默斯溫的突然改變與上帝之友運動的一鳴驚人就說明了這點。

在他們的一次早期交流中，默斯溫的這位神秘朋友就宣稱他能直接從上帝那裡接收各種玄秘啟示，而且默斯溫已經被選來負責向世界各地宣揚這些啟示。深受感動的默斯溫在這次交談結束後便放棄了他的銀行業務，選擇“看破紅塵”並將自己和個人財富都奉獻於傳播那個神秘客帶給他的新宗教。

事實證明，唆使默斯溫大顯身手的其實不過就是兄弟會網絡中的另一個分支。上帝之友的教義充滿神秘，而且是依循著一套秘密等級與啟迪制度來教授。歷史紀錄同樣表明默斯溫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那些被“照亮”的神秘主義者和其他光明會成員。

上帝之友的教義不僅神秘艱澀，而且還帶有濃厚的啟示色彩。為了勸說人們皈依，上帝之友不斷在傳揚非常聳人聽聞的世界末日信息。默斯溫聲稱他接獲了很多超自然地“啟示”，而且他還從中得知上帝已對教宗與天主教會感到心灰意冷。現在上帝已經把屬於祂的信仰託付給像是默斯溫這樣的人，藉以繼續完成祂的神聖計劃。據默斯溫說，由於人類實在是決疣潰癰和惡貫滿盈至極，上帝在不久後就會來懲罰人們。

默斯溫負有讓人人皆順服上帝的神聖傳道使命。默斯溫不僅宣揚這個可怕的信息，其他大同小異的加入上帝之友運動的先知也都發出了相同的警告。他們都強調人們應該在世界毀滅前重新堅定不移地心向上帝。不過，默斯溫和其他同行的災難預言者倒是在一件事上說對了：這個世界即將發生大災難。我們都知道，黑死病這時才剛開始出現。

上帝之友在歐洲吸引了大批追隨者，那些支持者被教導了一個分為九種步驟的計劃，這個計劃的用意是要讓他們可以完全且毫無質疑地順服上帝。他們被說服相信這個計劃能拯救他們於瘟疫和他們周遭的社會慘況之中。

計劃的第一步是真誠的懺悔，如此一來才能重獲健康。適當的懺悔確實可以對人產生不俗的有益影響，雖然不真誠或不必要得懺悔反而可能會本末倒置。至於第二步則須仰賴信徒的決心：

“放下自己的意志，並將其交給受啟迪的上帝之友，它將代替上帝成為他們的指導者與顧問。”（註2）

來到第七步時，該會員就必須徹底放棄自我意志，“燒毀所有橋樑”並完全屈服於主。

等到了最後一步，所有的個人慾望都得被摒除，而個人也將被“釘上這個世界的十字架，同時這個世界亦將為他們受難”，現在他們必須全心專注於上帝，除此以外不可再有別想。這些教義是讓人類達到完全順服的整套計劃，團體中的成員都會被教導說順服是精神實體最高尚的呼求，也是最值得追求的東西。

默斯溫選擇改信他那位神秘“朋友”的宗教毫無疑問是一大不幸，對其他許多人來說亦然。因為默斯溫很快地就開始出現了極為強烈的“狂躁抑鬱症”症狀：這種病症會使人變得陰晴不定，時而神采飛揚又時而精神抑鬱。這些症狀在默斯溫身上愈來愈嚴重，但這卻被他的追隨者誤以為是宗教轉變的跡象。今天許多瞭解這種病症的人都能意識到默斯溫深受某種壓迫性影響干擾，就這個例子來說，默斯溫的那位神秘“朋友”很有可能其實就是腐化的兄弟會。

在他的上帝之友運動生涯中，默斯溫還自稱他體驗過許多神秘經歷，包括和他的“朋友”ㄧ起接獲“合眾啟示”。在其中一次啟示中，默斯溫被告知說他應該買下施特勞斯貝格當地的一座島嶼，供上帝之友所用。施特勞斯貝格是默斯溫的故鄉，就位在法國-德國西南部的邊界。五年後默斯溫又接到了一次合眾啟示，這時他被要求應該把整個上帝之友運動轉交給一個名叫聖約翰教團（Order of St. John）的組織，並由後者繼續領銜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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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約翰教團的來歷始終是一個謎，艾伯特・麥基曾在《共濟會百科全書》裡指出說其為17世紀時肩負秘密使命的共濟會旗下組織。但麥基所說得聖約翰教團與在三個世紀多以前的14世紀接管上帝之友運動的那個是同一個組織嗎？這我真的不知道。

上帝之友教是在瘟疫盛行年間興起的許多神秘運動之一。那些運動通常都是由基督徒發起，但他們都宣稱自己將取天主教會而代之，有許多基督徒正是深受這一點吸引。遺憾的是，這種分裂並不意味著基督徒開始重拾耶穌的反者教義。這個新興的神秘宗教仍舊只是在安常守故順服與啟示那一套罷了。這樣的結果自然又令很多人敗興而歸，不久後在德國開始出現的激進唯物主義也正是由此奠定了基礎。

上帝之友及其它神秘門派在當時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響，而且它們還揭開了天主教會將要面對的其中一個最大威脅的序幕：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路德是在1500年初展開他那名震四方的叛教行動。那時的天主教會已是洛倫佐・德・美第奇的兒子，教宗利奧十世的掌中玩物，而且洛倫佐・德・美第奇還是義大利佛羅倫薩的富有國際銀行家族掌門人。美第奇家族在更早之前其實就與教宗一職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他們資助了日後將成為持教會分立論（“對立教宗”）的教宗的大主教約翰二十三世。在約翰二十三世治下，美第奇家族被賦予了徵稅和替教宗收取什一稅的職責，美第奇家族還特地開闢了一個連天匝地收稅網絡來完成這一任務。憑藉著從中賺取的利潤，美第奇家族更得以擠身歐洲最富有且最具影響力的銀行家族之列。

由於唯利是圖的銀行家密切參與天主教事務，許多天主教原先的屬靈活動現在都被搞成了商業事業。舉例來說，天主教徒就相信他們需要花錢購買“大赦”的資格，如此一來便能抵消過去犯下的罪孽。花錢來懺悔如果處理妥當，確實能有效地減輕人心中的內疚，尤其是如果這筆錢能夠被用於協助受害者的話。然而，它們絕大多數其實都是進了教會的口袋。美第奇的收錢者顯然更關心一個人可以付多少錢來消災，而不是懺悔者到底能不能從中獲得精神上的補償。想當然，許多天主教徒開始對此怨聲載道，他們的滿腹牢騷也為馬丁・路德的事業鋪平了道路。

據歷史書籍告訴我們，馬丁・路德原本是一名出身德國的天主教神父和教育者。他在奧古斯丁修道會中成為僧侶，並在德國薩克森州的維滕貝格大學擔任《聖經》研究學主席。

作為天主教神父，路德自然也深受教會對所有神職人員的苛刻制度約束，包括要定期前去懺悔室告解。在天主教的懺悔室中，會有人先私下告訴神父該懺悔者犯下的錯誤，這麼做是為了幫助人們吐露心裡的大石。正如前面所說，適當的懺悔的確有其正面作用，有趣的是，就某種角度來說它似乎也是每個人在取得靈性進步時都要面對的一步。不過，路德那時的懺悔慣例往往都是不正當或多此一舉的，所以經常令人們感到有苦難言。路德最終甚至發現自己根本已經無法忍受再去懺悔室，他厭倦了天主教口中的那位帶著滿腔怒火進行宣判的上帝，最後他更是徹底失去了對天主教的救恩之道的信心。

然而，路德之所以感到難以進行懺悔其實還有另一個同等重要的原因：他犯下了一些他不能或不願承認有罪的行為。路德聲稱他曾試圖避不犯下任何可以想到的罪，但總有那麼一些行為是在他前去懺悔室自白的時候會“避諱”他的記憶。部分出於這個原因，路德覺得自己在靈性上始終是原地踏步，他只能一直絕望地渴求救贖。於是，他不得不轉而尋找另一條不會迫使他接受糟糕透頂的懺悔的靈性救贖之道。

雖然路德對天主教會提出過許多合理的批評並宣稱自己正在設法重建耶穌的原始基督教會，但路德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受無知之過擺佈的人。因此，他最終只是協助創造了一個進一步偏移耶穌原意的新型基督教。

儘管東羅馬帝國充斥墮落版的耶穌教義與殘酷無情的宗教裁判所陰影，但路德時期的天主教會仍然保留了幾個耶穌的反者教訓中的重要元素。例如，天主教會仍繼續宣揚救恩取決於個人的行為，勤做好事*和承認自己犯下的過錯，並予以糾正或補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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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做好事對於改善個人的處境和提高倫理水平而言都有重要意義，而且這也有助於最終重拾靈性。不幸的是，天主教會卻把勤做好事變成了一種記分卡概念。天主教徒相信一個人多行的義事（功德）會得到上帝的加分，所以他或她只要為自己累積夠多功德“寶藏”，就必能獲得救恩（就連其它的ㄧ些要求都可以被一併滿足）。

教會宣稱聖人累積了太多功德，所以教宗可以將其分賜給其他功德不足的人。那些幸運兒自然會向教會捐獻以示感謝，但路德正確地駁斥了這種功德之說，這也成為了路德最終被處以破門律的一大原因。可惜的是，就連路德也沒有真正理解勤做好事與救恩之間的關聯，他又錯誤地否定了行義事的益處，明明它是幫助個人重拾靈性的重要基礎。

天主教會還強調人有自由意志決定是否要接受救恩，任何救恩都不能違背對方意願就被施予在他或她身上（即使是一神教中的上帝也是），而且所有人也都被賦予了尋求救恩的權利。雖說天主教教義存在許多嚴重的缺陷且缺乏真正的靈性科學，但這些觀念仍反映出了ㄧ些耶穌的傳道核心中的真理與正直精神。

路德改革的重點理應是加強天主教仍然保有的高尚信條，然後刨除公然的商業化傾向與東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義的篡改。但這卻不是路德所選的路。他實際上是教導了一個子虛烏有的觀念，那就是一個人完全無權決定自己是否能獲得靈性救贖。路德叫人相信，救恩是實實在在取決於一神論中的上帝的恩典。據路德說，人唯一所能採取得獲得上帝恩典的行為就是相信耶穌是救世主，還有承認基督承受的痛苦與被釘十字架都是在代替我們承擔自己犯下的罪過。

路德認為耶穌被釘十字架是在為他人贖罪的觀點有一點奇怪在於，這似乎蘊含了某種“業力”觀在裡面。“業力”是一種主張在這個宇宙中犯下的所有行為最終都會“回報”到主事者身上的觀念。人們經常會問“我究竟是做了什麼才得到如此結果？”其實也是在藴涵業力的概念。以現代科學的話來說，“業力”更應該被這麼表述：“每一個動作都會造成相同的反作用力”。在一神論中，“業力”通常會以上帝懲惡揚善的形式出現。

從個人層面上來看，業力法則似乎真實存在，因為無論是選擇行動還是不作為所對這個世界造就的善或惡果，最終都會回報到這個世界。道德衰退似乎也是靈性退化所表現出的回力鏢反應，妥當的懺悔的一個好處就是它有機會打破負面的“回力鏢”效應，從而幫助個人重新走上重拾靈性之路。

因為路德對懺悔深惡痛絕，所以他不得不發明另一種方式來擺脫他的一神論上帝的獎懲機制所帶來的“業力”循環。因此，路德便創造出了上帝透過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難來成為每個人的“回力鏢”的想法。換言之，藉著“相信”耶穌，你就不必再為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倍感煎熬，因為耶穌已替你們受罪。這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神奇概念，但它絕對稱不上是負責任的哲學，而且硬要耶穌承擔所有人的罪孽對他來說也非常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路德的解決方法根本一點用也沒有。很多人在“向基督告解”後確實感覺自己從此煥然一新，這是因為他們以有別以往的方式承認了自己的靈性，因此他們也變得更積極從事道德行為，但他們的信仰仍並未使他們完全克服重拾靈性時得要面臨的諸多障礙。

新教徒依舊會去懺悔室告解，雖然他們不再認為這與獲得救恩有什麼必然關係。但靈性知識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路德的方法其實就猶如一種“速成救贖”：ㄧ切皆取決於純粹的信仰問題。因為根據路德教導，一個人只要持續信奉耶穌為救世主，那麼就能得到上帝之救恩。

路德的觀念顯然非常神秘。不過當我們考量到路德曾極大地受過在他那個世紀相當風行的ㄧ些神秘宗教影響時，這就毫不奇怪了。路德在奧古斯丁修道團裡主要有一位名叫約翰・馮・斯道皮茨（Johann von Staupitz）的導師，此人的神學講道即包含了許多來自偉大的德國神秘主義者亨利・蘇瑟（Heinrich Suso）和約翰・陶勒（Johann Tauler）的著作中的不少元素。陶勒是14世紀時最博學多聞的神秘主義者之一，而且他還與上帝之友運動有所牽連。路德自己更是陶勒的熱衷讀者。

證明路德與兄弟會網絡存在更為直接的聯繫的證據則可在他的私人印章中發現。路德的印章在兩側都刻著兄弟會符號：玫瑰與十字架。玫瑰和十字架都是玫瑰十字會的主要符號，何況“玫瑰十字會”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來自於拉丁語裡的“玫瑰”（rose）與“十字架”（crucis）。

在他的一生及身故後，路德的支持者中的重要人物與家族同樣也在光明會與玫瑰十字會裡相當活躍。其中有一人便是強盛的黑森皇室的頭領菲利普ㄧ世，他的後代在兄弟會組織中皆擔任重職，尤其是在德國共濟會，這我們在後面就會看見。

作為宗教改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菲利普一世不僅創立馬爾堡新教大學，而且他還組織了信奉天主教的德國皇帝查理五世。在路德逝世後，他的宗教獲得了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爵士的支持，他是英國當時的大法官以及大不列顛玫瑰十字會的最高管理人。培根對宗教改革所作的其中一個最大貢獻就是他在國王詹姆斯一世的授意下作為統籌人，集眾人之力完成了英文版的新教《聖經》。這本被稱作“詹姆斯國王欽定本”的《聖經》出版於1611年，從此以後它都是英語新教世界最常見的《聖經》。

路德和他的支持者掀起了基督教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分裂。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由此大受打擊，新教教派在今天更是佔了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三分之一，還有北美所有基督徒的一半。然而，天主教會當然不會眼睜睜看著事情演變至此，於是教會也發起了反改革運動，這是一次企圖扼殺新教異端的不成功嘗試。耐人尋味的是，領導這次反改革運動的就是為此目的而被成立的一個新兄弟會組織：耶穌會。

耶穌會是由從士兵改職成教士的依納爵・羅耀拉創立於1540年。耶穌會是天主教會中的一個秘密社團，它有一套等級制度，審核時期以及諸多秘密儀式，而且還非常好戰。耶穌會鼓勵其成員拿出士兵精神，忠誠於他們的“統帥”耶穌，而依納爵本人亦在1741年4月被追認為第一任“大將”。把耶穌變成準軍事統帥對於那些熟悉耶穌教義的人來說倒頗為幽默，但這樣的形象反而更有助於耶穌會投身於打擊新教徒的先鋒軍。

雖然宗教改革又讓人類離靈性理解更遠了一步，但它也確實有些正面影響：改革有益於打破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專制。宗教裁判所堪稱是把人類靈性打壓得有史以來之最的組織之一，裁判所的審問者幾乎涉足了人類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從宗教，科學再到藝術無所不乏。透過以嚴刑與死亡恐嚇人們，宗教裁判所還得已藉此強制貫徹一些早已過時的科學思想，這一切都阻礙了藝術的發展，特別是戲劇。新教徒的教導也許沒什麼值得一提之處；但只要能衝擊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權力，就仍能算是為歐洲作出巨大貢獻。然而，這種貢獻也不是沒有代價，最後迎來的苦果就是唯物主義越來越根深蒂固。“人文主義”，“理性主義”還有其它類似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都從宗教改革的氛圍中重新恢復了元氣。

最重要的是，許多改革帶來的正面影響最後都被新教仍陷於與其它派別進行毫無意義的宗教爭端，以及由此引發的人類衝突給毀於一旦了。路德本人也曾暗示稱教宗代表的正是“敵基督”的勢力，結果便是大家兵戎相見，只不過這次是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戰爭——今日的愛爾蘭仍深受其遺毒所害。

儘管兄弟會網絡在本章所討論的幾個世紀中依舊在到處煽風點火，但非常重要的是，玫瑰十字會在1600年初時就已經表露出了一種反者式的影響力。玫瑰十字會的重拾靈性宗旨與一些學說都與早期的反者運動甚為相像，而且來自美國的當代玫瑰十字會也反映出了ㄧ些這樣的正面影響，包括其力圖宣導更加科學的靈性觀和教導人們更智慧地主宰自己的生活。遺憾的是，當代玫瑰十字會仍然保留著許多監護者元素，令其追隨者在恢復靈性方面始終任是道重遠。

雖然玫瑰十字會有功於宗教改革，但他們是直到1614年後才開始有大動作，正如前述，德國玫瑰十字會正是在該年進入“對外”活動時期，於是這個組織便在黑森最大的公國黑森-卡瑟爾領伯國大量發送了宣布玫瑰十字會之存在的宣傳刊物。他們發行的小冊子更因為催促人們應該毅然放棄追隨那些假導師，包括教宗，蓋倫（一位聲名遠播的古希臘醫生）以及亞里斯多德而轟動一時。

這本小冊子還訴說了一個名為“克里斯蒂安・羅森克魯茲”的虛構人物的故事，這是在以象徵主義的方式來描述玫瑰十字會的歷史。小冊子最廣為人知的書名是它的縮寫簡稱《兄弟會傳說》（Fama Fraternitas），其全名翻譯成英文的話就是：《玫瑰十字偉大兄弟會攜手革新世界——致歐洲的所有學者與統治者》。雖然高調得微妙，但小冊子的標題仍然揭露了其嚴峻意圖：在人類社會中揭開大變革。在《兄弟會傳說》問世的時候，兄弟會網絡已經開始著手將這個變革計劃付諸實行。

在接下來幾百年裡，兄弟會網絡為這個世界提供了無數曾啟發和領導暴力革命運動的領袖，他們遍及世界各地，全都為了實現人類社會的大轉變而努力。而且他們最後也確實成功了，我們今天正是生活在他們所創造出的世界。

伊甸園之神（18）黑死病

伊甸園之神（18）黑死病

The Black Death

黑死病

羅馬教宗的獨攬大權過程在依諾增爵四世時代達到了極點，此人是1243-1254年間的教宗。依諾增爵四世藉著宣稱教宗是“造物主（面向）之於每個人類受造者的代理人（塵世間的代表）”從而為教宗一職賦予了無可比擬的政治權威。宗教裁判所也正是在依諾增爵四世治下以羅馬天主教會的官方機構身份橫空出世。

雖然有宗教裁判所的壓迫，但13世紀時的歐洲仍正在逐漸從十字軍造成的經濟與社會破壞中一點一點恢復元氣。歐洲開始復興的跡象在廣闊的知識與藝術層面上都很清晰明瞭，與其它地區的貿易也令歐洲的生活情景愈加多彩多姿。歐洲儼然正在邁入一個無論是騎士精神、音樂、藝術還是精神價值都在更上一層樓的時代。然而，隨後爆發了一場災難性的事件卻使得這個已經進展了將近一個世紀進程嘎然而止。這場浩劫的元兇就是淋巴腺鼠疫，亦即俗稱的黑死病。

黑死病起初發源於亞洲，後來它很快便被傳染到歐洲，並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奪去了超過2500萬條人命（約佔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有些歷史學家估計這個數字其實應該是35-4000萬人，這是歐洲總人口的一半。

這個流行病在歐洲首次爆發是在1347-1350年。此後淋巴腺鼠疫依舊繼續肆虐著歐洲，每隔十至二十年就會再次短暫爆發，直到1700年整個態勢才有所好轉。儘管要計算這400年的病死人數相當不容易，但據信總計有超過1億人喪命於疫病。

致使黑死病發生的疫病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最為常見的“腺鼠疫”，其特徵是會導致淋巴結腫大；另外這種腫大又被稱為炎性淋巴腺腫。炎性淋巴腺腫會造成患者開始嘔吐和發燒，如果不在幾天內儘早治療甚至足以致命。不過這一類型的疫病並不會人傳人：因為它需要有會活動的載體，例如跳蚤。正因如此，有不少歷史學家相信是跳蚤感染了囓齒動物才造成鼠疫發生，甚至直到今天都還有囓齒動物會患上這種疫病。一些來自1347-1600年末的紀錄也提到了囓齒動物在幾次黑死病爆發前的感染情形，讓這個理論又更顯得有幾分說服力。

導致黑死病的第二類疫病就是被稱作“肺鼠疫”的高傳染性疾病，感染時會渾身發抖，呼吸急促且咳血。患者的體溫通常還會急劇上升，並且在三至四天內一命嗚呼。第二類疫病的致死率非常高，而且在寒冷的天氣和通風不良的環境下最容易傳染。今天有些醫生便認為該為黑死病的大部份死者負責的就是這種“肺鼠疫”，因為當時的歐洲普遍擁擠且衛生環境糟糕。

人類這段悲慘的歷史往往會令我們不忍再多讀下去，並且由衷感謝現代醫學已經有辦法治療這些駭人的惡疾。然而，關於黑死病的令人不安的謎團卻仍舊存在。有許多疫情都是爆發在炎熱夏季的寬敞地區，而且它們也不是所有都能被歸咎於囓齒動物的感染；事實上，僅有為數不多的病例真的與鼠害的激增有關。黑死病最令人感到摸不著頭緒的地方就是，它甚至能夠橫掃到與其它早期疫區沒有絲毫接觸的封閉族群，而且這場流行病最後還是在突然間就徹底銷聲匿跡了。

為了解決這些謎團，歷史學家通常會著手翻閱起瘟疫盛行年代的那些記錄，好一窺當時的人們都記下了些什麼。但當一個歷史學家真的這麼開始後，呈現在他眼前的卻會是極為驚人且難以置信的故事，以至於他可能會將它們全都斥之為人們的恐懼作祟下的幻想和迷信。這是因為歐洲各地以及其它疫區的許多人都聲稱，瘟疫爆發的罪魁禍首其實是一種散發出惡臭的“霧”。這些霧經常在天空中出現不明光點後跟著現身。歷史學家很快便會發現，“霧”和光點的出現遠比囓齒動物還要更加頻繁且廣泛。事實上，鼠疫盛行的那些年頭恰好也是UFO活動的高峰期。

那麼，神秘的霧到底是何方神聖？

瘟疫的傳播其實還可以有另一個重要的途徑：細菌武器。美國和蘇聯至今都還儲存著含有腺鼠疫和其它流行病的生物武器。這些被裝罐的活細菌會將疾病噴灑進空中，它們經常會形成可見的人造霧，接著吸入霧氣的人都會自動染病。今天那些生物武器已經多得足以消滅很大一部分人類。來自瘟疫年代的致病迷霧紀錄強烈地暗示黑死病其實是細菌戰所引起的，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證明這個令人難以置信地結論的記載。

鼠疫在歐洲的第一次爆發即伴隨著許多非比尋常的事件。在1298-1314年間曾有七顆巨大的“彗星”越過歐洲；而且其中一顆渾身都是“令人敬畏地烏黑色”。（註1）在歐洲傳出疫情的前一年，甚至還有人在法國阿維尼翁的教宗宮殿*上目擊到了一根“火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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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另一位未經公認，因為羅馬天主教會內部分裂才竄起的教宗。相關的記載可以參見《從世界誕生之初至今，發生在塵世上下兩地的超越固有秩序，自然的運行和造物的天才與奇蹟紀事》（A chronicle of prodigies and portents that have occurred beyond the right order, operation and working of nature, in both the upper and lower regions of the earth,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up to these present times）。

在那年起初的巴黎也有人目擊到一顆“火球”出現在空中；據載後來一段時間內都還有目擊紀錄。對歐洲人來說，鼠疫往往都會在這些目擊事件發生後降臨。

不過，有些據稱是“彗星”的紀錄其實仍然很有可能確實是那麼一回事：也就是彗星沒錯。其中還有些可能是小流星或火球（大型燃燒流星）。數個世紀前的人們要比今天胡為亂信，因此即便沒有什麼確實的聯繫，自然的流星及其它類似的平凡現象也常常被解釋成後來的災難的預兆。

另一方面，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所有出現在天空中的不明物體都會被稱為“彗星”。康拉德・利克斯森里斯（Conrad Lycosthenes）出版於1557年的暢銷書《天才與奇蹟紀事》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利克斯森里斯的這本書的第494頁裡，我們可以讀到這顆在1479年被目擊到的“彗星”：

“一顆看起來就宛如是尖銳地木梁的彗星現身在了阿拉伯...”

接著書裡還附上了一張根據目擊者的描述繪製而成的插圖，圖中呈現出的是一個埋藏在雲中的像是火箭前半身的物體。

這個物體似乎有很多舷窗。當然，今天的我們肯定會稱之為UFO，而非彗星。這自然又令人我們不禁懷疑起究竟有多少古時候所謂的“彗星”實際上根本就是猶如火箭般的物體。但除非有更為詳盡的描述，否則我們在面對關於彗星的記載時還是很難確定其廬山真面目為何。儘管如此，非常有可能所謂“彗星”或類似天體的記載急遽增加其實是UFO活動的突增所為。

在瘟疫於亞洲初出爆發期間，非比尋常的空中現象與黑死病之間的聯繫也相當明顯。正如一位歷史學家這麼告訴我們說：

“最早的（瘟疫）紀錄來自東方。它們經常充滿了困惑，誇張以及可怕，因為從那些地區傳來的紀錄往往提到了這些事情：要不是風暴或地震，就是散播足以毒死樹木，破壞土地生產力的有害氣體的流星和彗星...”（註2）

上述引文表明，奇怪的飛行物體不僅僅會散播疾病：它們甚至還會從空中噴灑化學藥劑或脫葉劑。這恰好又與記載了古老的監護“諸神”擁有決定樹木是否落葉的能力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泥板遙相呼應。黑死病造成的許多死傷很可能就是因為這種脫葉劑所引起的。

事實上，空中異象與瘟疫之間的關聯還可以追溯到黑死病爆發的數個世紀之前。

我們曾在討論查士丁尼大瘟疫時見過幾個例子。另一個來自1117年——即黑死病出現的250年前的一次大型瘟疫記載亦是很好的見證。在那次瘟疫發生前，空中同樣出現了異象：

“時為1117年1月，一顆就像熾熱的大軍般的彗星從北方劃過東方，月亮因為它的遮蔽被籠罩在一片血紅之中，就在一年後在天空中更出現了一個耀眼過太陽的光點。伴隨這些現象而來的是一連串嚴峻地酷寒，飢荒以及瘟疫，據說有三分之一的人類死於此劫。”（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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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其它歷史文獻中都沒有找到關於這場瘟疫的記載。所以它很可能是一場地方性瘟疫，所謂三分之一的人類指的也應該是對當地人口而言。

隨著黑死病開始在中世紀大肆傳染，非常醒目的空中異象也繼續伴隨著恐怖的流行病一再出現。許多這些異象都被收錄在了約翰尼斯・內爾（Johannes Nohl）的著作《黑死病：瘟疫紀事》（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1926）裡頭。根據內爾先生，在1500-1543年至少出現過26起“彗星”目擊事件，在1556-1597年則有15或16起，到了1618年仍有8或9起。

內爾先生也特別強調了當時的人們已經注意到“彗星”與隨之而來的流行病似乎有某種關係：

“人們在1606年目擊到了彗星，爾後一波瘟疫便傳遍了世界。在1582年也有一顆彗星為馬霍、布拉格、圖林根還有荷蘭帶來了極為凶猛地瘟疫，在圖林根等地有3萬7000人因惡疾溘然而逝，在荷蘭也有4萬6415人。”（註4）

奧地利的維也納還為我們提供了下面這段發生在1568年的記載。從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與疫病爆發關係密切的奇怪物體和在當今被目擊過的雪茄或橫梁形UFO非常相似：

“在太陽與月光的照耀之下，一道美麗的彩虹和火光現身在了聖斯蒂芬妮教堂之上，緊接著一場極其猛烈的流行病便接連襲捲奧地利、施瓦本、奧格斯堡、紐倫堡等地，無數的人們與牲畜皆沒能逃過一劫。”（註5）

空中異象通常都是在瘟疫爆發的幾分鐘到一年不等前出現。如果目擊事件與瘟疫之間存在明顯的間隔，那麼有時這中間就會跟著出現第二種異象：一群身穿黑衣的可怕人形生物現身在地上。人們經常會在城鎮的郊區目擊那些怪人，而且只要他們一出現，瘟疫幾乎就會立刻發生。

來自1682年的一份記錄就描述了一次發生在一個世紀前的這等遭遇：

“在1559年的（德國）布蘭登堡出現了一群駭人之人，起初有十五個人，後來人們只看見十二個人。最重要的不只是他們在背後背著一顆小頭，而且他們還長著一張可怕的面孔並手持長長的鐮刀，他們以此收割燕麥，所以從很遠的地方就可以聽見他們發出的颯颯聲，但怪的是燕麥看起來卻絲毫無損。有些人也跑出去想要一看究竟，不過他們就只是在那繼續收割。”（註6）

就在這群陌生人拜訪燕麥田不久後，一場極為嚴重的瘟疫就二話不說侵襲了布蘭登堡。這個事件著實引出了幾個有趣的問題：這群神秘客究竟是何許人也？他們手持的會發出響亮聲音的長長鐮刀到底是什麼？看起來非常有可能的是，那些“鐮刀”其實是能夠噴灑毒物或細菌氣體的長型儀器。換句話說，城鎮裡的居民把他們揮舞“鐮刀”的行為誤以為是收割燕麥，但他們實際上是在對城鎮噴灑氣霧劑。

在匈牙利也有傳出關於黑衣人的類似紀錄：

“...在1571年的基督升天日，正值晚間的匈牙利山鎮開姆尼斯發生了大騷動，因為人們見到了從希爾斯堡來的成群黑騎士，當時大家以為他們是圖謀不軌的土耳其人，但他們很快便不見蹤影，隨後一場可怕的瘟疫就從附近開始爆發了。”（註7）

歐洲的其它地區也有對這些黑衣怪人，“惡魔”或是其它恐怖生物的紀錄。據稱，那些可怕的生物會帶著長長的“掃帚”，“鐮刀”或“劍”來“掃過”或“敲敲”民眾的家門，之後那些居民就會染上疫病。人們正是根據這些紀錄創造出了“死神”這個手持鐮刀的骷髏或惡魔形象。鐮刀本身象徵著死亡的陰影，它會像收割糧食一樣奪去人命。在觀看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死神形象的時候，請記住我們實際上很可能是在看著UFO的模樣。

在所有與黑死病息息相關的現象中最常被記載的就是那奇怪且有毒的“霧”。即使沒有其它現象出現，怪霧仍會頻頻發生。據內爾先生指出，潮濕的瘟疫霧也是“流行病開始廣為傳染前的徵兆”。（註8）而且當時有很多醫生都深信是怪霧引發了瘟疫，如內爾先生就告訴我們，人們很早便察覺到了其與黑死病的關聯：

“瘟疫起源於中國，據說事情是發生在1333年，那時突然出現了一陣散發惡臭的可怕濃霧，令空氣都變得汙濁不堪。”（註9）

另一份記述還強調，瘟疫並不是因為人傳人才逐漸擴散，真正的罪魁禍首是那致命且難聞的氣體：

“1382年是一個無風之年，空氣因此都變得糜爛且更加劇疫情爆發，但瘟疫並不是人傳人地感染，真正要人命的是空氣。”（註10）

關於致命之“霧”和“瘟疫之霧”的記載實際上在世界各地更是比比皆是：

例如來自布拉格的編年史即記載了中國，印度還有波斯方面的疫情；佛羅倫薩的歷史學家馬泰奧・維拉尼則接手了他因瘟疫病逝於佛羅倫薩的哥哥喬瓦尼的工作，繼續記錄下了一位亞洲旅行者提供的地震與疫霧見聞。

這位歷史學家就這麼寫道：

“據說塞浦路斯也發生了類似的地震與瘟疫之災，有傳聞稱是毒風殺死了人們。”（註12）

他繼續補充說：

“德國那邊也出現了濃厚且惡臭的霧，這霧來自東方，義大利各地都已經淪陷。”（註13）

這位作者接著談起了其它國家的情況：

“...人們相信他們是因那惡臭才得病，甚至有時還有人能直接在大街上看見帶來瘟疫的蒼白灰霧。”（註14）

最後，他非常戲劇性地總結說道：

“這個世界看起來似乎非常地驚慌失措，顫顫巍巍且正在不斷作嘔，它吐出的濃厚毒風令動物與植物紛紛窒息，就連成群的昆蟲都無法招架。”（註15）

類似的事情也得到了其它作家的附和。下面這份來自1680年的刊物就記載了這個奇怪的事件：

“在艾森伯格和德恩貝格那裡，人們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見了三十個覆蓋著黑布的葬棺（棺木），而且有一個黑衣人就站在棺木上面，他還帶著一副白色的十字架。當這些東西不見之後，整個地方突然變得熱得令人難以忍受。但到了太陽下山的時候，他們卻又聞到了甜美的香味，好似置身在玫瑰園裡一般。這一切都讓他們感到很憂慮不安，不久後圖根林的各地便傳出了疫情。”（註16）

接著我們再進一步向南來到維也納：

“...人們指責是邪惡的異霧引起瘟疫，而且在去年秋天確實有可供借鑒的記錄。”（註17）

備受瘟疫肆虐的艾斯萊本鎮還為我們提供了這份來自1682年9月1日的耐人尋味也略顯誇張的報導：

“艾斯萊本的第6號（？）公墓在那晚上出了些怪事：當時正值夜晚，但挖墓人還在辛勤工作，因為連日下來已經有八十至九十人都已不敵病魔逝去，突然間他們注意到公墓教堂，尤其是講壇那裡傳出了極為刺眼的亮光。但當他們朝著烏漆麻黑的墳場走近時卻又有濃霧撲面而來，使他們幾乎無法看見彼此，他們認為這是某種不祥之兆。可怕的邪靈就是這樣沒日沒夜地嚇唬人們，還有齜牙咧嘴的小妖精以及一大堆白幽靈與鬼怪在作亂。”（註18）

同一份報導接著還繼續說道：

“當哈特老師在痛苦中嚥下最後一口氣時，他的喉嚨竟吐出了一團藍色煙霧；就連其他人也有大同小異的情況。藍色煙霧不斷從艾斯萊本家家戶戶的山形牆中飄出，因為到處都有居民病逝。聖彼得教堂那還有一團藍色煙霧盤旋在天花板附近；現在教會已經被棄置，或者更貼切地說是整個教區已經崩潰了。”（註19）

這些“霧”和瘟疫毒素似乎能與正常空氣中的溼氣相混合，並化為晨間的露水。當時的人們還被告誡要做好以下的防範措施：

“如果烤好的麵包放在木桿上沒取下來過了一夜，到了隔天早上它就會發霉並發綠泛黃，這時絕不可以食用。如果家禽和狗吃了它們必會斃命，如果家禽喝了露水那麼也是死路一條，因為瘟疫已經無所不在。”（註20）

正如前述，致命的“霧”與天空中的移動光點顯然有所關聯，但關於那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惡臭還有其它方面的記載。例如，弗里斯特斯・阿爾科馬尼諾斯就記下了他與一頭甚為怪異的“鯨魚”的奇遇：

“其長28英尺（105公尺）並寬14英尺（33公尺），牠是被大浪從西邊的海域捲來艾格蒙特的岸邊，顯然已經無力再回到海裡；牠散發出厚重的毒氣，艾格蒙特及其鄰里不久後便爆發了嚴重流行病。”（註21）

阿爾科馬尼諾斯先生沒有更加詳細地描述那頭鯨魚實屬遺憾，因為牠非常有可能是類似於在當今曾被目擊過駛入和飛離水中的UFO的飛行器。從另一方面來說，馬爾科馬尼諾斯先生口中的鯨魚當然也可能其實沒什麼：真的就是一頭已經腐爛的鯨魚恰好就在瘟疫爆發前被捲上岸邊。

不過不可輕忽的是，歷史上有其它很多流行病都被認為是汙濁的霧和髒空氣所致。在古羅馬瘟疫盛行期間，名醫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37）就指出真正引發疾病的實為因大氣變化造成的身體紊亂。為了應對這一點，希波克拉底還命人搭建巨大的公共篝火，因為他相信熊熊烈火有助於淨化空氣。

希波克拉底的建議後來也被急於治療瘟疫的中世紀醫生採納。現代醫生對希波克拉底的這個建議只有嗤之以鼻，然而，這麼看待希波克拉底的前提是他真的對引發瘟疫的真兇一無所知。事實上，如果瘟疫確實是由充滿細菌的霧所引發，那麼巨大的戶外篝火就的確是可以接受的抵禦手段。因為針對瘟疫的疫苗尚未發明，所以人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利用火來燒掉那些致命的“霧”。因此，希波克拉底和沿用他的建議的人確實可以挽救一些人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歷史上曾被奇怪且致命的霧傳播的疾病還不只有鼠疫和肺炎，因為駭人的腸道疾病霍亂其實也應該被算在內：

“當正航行在黑海的女王陛下的不列顛尼亞號在1854年傳出霍亂時，有幾名官兵都言之鑿鑿地堅稱在疫情出現之前曾有一團怪異的黑霧吹拂過海面和船隻。在那霧才剛剛開始有些散去時，第一起病例便出現了。”（註22）

另外，英國在1832年和1848-1849年爆發霍亂時也有關於藍霧的記載。

如前所說，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瘟疫往往都具有相當的宗教意義。就連在《聖經》裡瘟疫都被認為是耶和華懲罰惡貫滿盈的人們的方式。在黑死病爆發前曾出現過許多“預兆”，而且其中很多都類似於《聖經》記載過的“預兆”：

“恐怖的黑死病讓人們難以忘懷的其中一點就是那最終導致瘟疫爆發的一系列前因後果，14世紀的瘟疫記錄記載了在1348年傳出疫情之前發生過的種種類似於十災的災厄：大氣破壞、風暴、反常的蟲害以及天體現象。”（註23）

除此之外，鼠疫形式的瘟疫無疑也與“上帝”在《舊約》中曾降下的懲罰極為相像：

“耶和華的手重重加在亞實突人身上，敗壞他們，使他們生痔瘡。亞實突和亞實突的四境都是如此。”

——《撒母耳記上》5:6

“...運到之後，耶和華的手攻擊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驚慌，無論大小都生痔瘡。”

——《撒母耳記上》5:9

“...於是打發人去請非利士的眾首領來，說：願你們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送回原處，免得害了我們和我們的眾民！原來神的手重重攻擊那城，城中的人有因驚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瘡。合城呼號，聲音上達於天。”

——《撒母耳記上》5:11-12

根據記載，瘟疫的出現通常還會伴隨著雷鳴，這使得中世紀黑死病的宗教意義又得到了加強。這些聲音聽來實在與《聖經》裡對耶和華現身的描述很是相似。有意思的是，這些現象也不乏出現在ㄧ些UFO目擊事件中：

“在義大利正被瘟疫肆虐不堪的1565年，那時人們無論是在白晝還是深夜都能聽見宛如大軍駛過的噪聲。在德國的許多地方也能聽到怪聲，好似一輛柩車在自己穿過街道一樣...”（註24）

伴隨天空異象的類似噪聲也出現在了英國那邊與瘟疫有關的目擊事件裡。下面的引述談及了一個被人們目擊長達一個星期的物體，可能真的是彗星或行星（如金星）；然而，至於其它物體卻仍只能被以“無法解釋”帶過。

歷史學家沃爾特・喬治・貝爾就考察了各種這一時期的記載，並總結道：

“在1644年12月的一天深夜，倫敦市民都屏氣凝神地目睹了一顆光彩奪目的星星，隨後人們對此一直‘議論紛紛’。國王查理二世和王后也從白廳的窗戶望見了它。這顆星星從東方升起，但沒有升到很高，然後就在大概是兩三點鐘方向的位置於下沉到西南方的地平線之下。一兩個星期後，從維也納寄來的信件也提到了像彗星一般的物體，而且它看起來就好似‘飄浮在空中的棺材’，令眾人都感到惶恐不安。

艾爾福特那裡也傳出了嚇人的異象，證人們聲稱他們看見天空中出現一團大火，而且還發出像是大砲還有火槍的聲音。一份發生在2月某夜的報告還記載稱有數百人親睹怪火持續現身一個小時，其似乎是從白廳掠過聖雅各，然後又回到白廳，最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3月的一天，一顆耀眼無比的彗星突然在午夜剛過的兩個小時後現身，直到白天。隨著這些不祥之兆不斷出現，倫敦之後果然迎來了那場大瘟疫。”（註25）

還有ㄧ些比較不是那麼頻繁的“預兆”也會伴隨著黑死病一再出現。其中有一些現象一看就知道是造謠生非。不過很重要的是，這些莫須有的紀錄並不流行，鮮少被它們所屬的社區之外的地方報導。

前述的引述提供了UFO（即監護者社會）利用致命病毒來對人類狠下毒手的證據。當我們考慮起某些現代UFO接觸者聲稱他們從UFO社會那裡捎來的要轉達給人類的信息時，這份證據就會更顯得值得深思。有些接觸者宣稱UFO是為了幫助人類而來，而且UFO還會消滅地球上的一切疾病。據說UFO文明本身就已經杜絕了疾病。但如果監護者文明確實如此健康，那恐怕也只是因為它沒有拿細菌武器來朝自己開刀。如果UFO真心希望能讓人類變得健健康康，那也許他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別在將傳染性生物製劑噴灑到空氣中了。

黑死病不僅造成無數生靈塗炭，而且它更為人們的心理和整個社會帶來了創巨痛深。過去的人們無不相信那些流行病都是上帝在懲罪，大家也因此都變得委靡不振。人們開始自然而然地指責自己又指責鄰居的罪惡，並竭力想要弄清他們究竟是做錯了什麼才會如此罪有“應得”。但即使瘟疫真是刻意降災，它也幾乎沒有讓人類轉而變得更加善良。畢竟，瘟疫造成的社會與心理影響只產生了反效果。

大規模死亡造就的痛苦與絕望沉重地打擊了人們的倫理道德。在那個走投無路的局勢，已經沒有什麼人還會再關心他們的行為對錯與否，因為不管怎樣他們都難逃一死。靈性價值觀在中世紀那恐怖的瘟疫氛圍下徹底一蹶不振，但心理異常的情況卻是急劇增加，同樣的結果也能在戰爭時期觀察到。儘管諸如《聖經》和其它宗教的著作都強調，由“神”授意的天災人禍最終將能令人類在美德與精神上更趨完美，但最後的結果卻總是截然相反。另外，慘絕人寰的黑死病還掩蓋了發生在疫年的另一起災難性事件：基督徒再次企圖將猶太人屠殺殆盡。由於關於猶太人向水井投毒導致瘟疫發生的謠言四起，深受流行病之苦的基督徒社區很快便對猶太人產生了強烈的仇恨。

有很多基督徒都參與了種族滅絕活動，如果不是超過的話，那這場暴行大概也屠殺了和納粹在20世紀時一樣多的猶太生靈。《科里爾百科全書》就這麼寫道：

“這個國家（德國）...可能是最無法無天的屠殺現場，遍及整個國家的掃蕩活動一直此起彼落。這樣的慘劇在1348-1349年的又名黑死病的恐怖瘟疫大盛行期間達到頂峰。也許他們因為擁有醫學知識和衛生生活方式所以更不容易染病，猶太人反倒因此被荒謬地指責是瘟疫的罪魁禍首，數以千計無分大小的猶太社區皆被夷平，要不就是被折騰得僅剩寥寥數人。

自此之後整個國家只剩下少數倖存者，他們主要是留在小範圍的主權地域，那些地方會出於他們帶來的經濟利益而保護甚至是鼓勵他們移民。較大的德國猶太社區已屈指可數，例如在法蘭克福或沃姆斯，那些社區自中世紀以來便一直在頑強地負隅求生。”（註26）

德國的貿易公會經常煽動種族滅絕事件，所以這些公會自己也將猶太人排除在外。而且有許多公會其實就是古代兄弟會行會的直系分支。事實上，在14世紀時兄弟會組織和歐洲貿易公會仍然相當重疊，在公會中佔據領導地位的人往往也是其它兄弟會組織的一員。如果不直接被算是始作俑者的話，這又是一個腐化的兄弟會網絡如何推波助瀾歷史上的重大種族滅絕的例子。

德國也並非是唯一一個大肆屠戮猶太人的國家。同樣的情景在西班牙亦上演過。西班牙半島的大部份地區在1391年就發生過對猶太人的屠殺暴行。

雖然竦懼不已的基督徒可能會甘心投身於這些令人髮指的暴行，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其實並不總是能得到教宗的支持。例如在1342-1352年擔任教宗的克勉六世就曾嘗試保護猶太人免於屠殺。克勉六世發佈過兩次詔令公告猶太人的清白，並呼籲基督徒應該停止迫害。然而，克勉六世的努力最後收效有限，因為那時已有許多秘密公會組成了反教宗陣營。而且克勉教宗也沒有撤除宗教裁判所，結果宗教裁判所反倒助長了可能會引發這種屠殺的社會氣氛。

瘟疫，宗教裁判所以及種族滅絕的組合提供了啟示預言需要的所有元素。這時的天主教已然搖搖欲墜，因為許多神職人員皆命喪瘟疫，而且教會無力遏止“上帝之疾”也讓人們紛紛對其大失所望。有很多人都開始宣稱“審判日”已迫在眉睫。預言就將要成真，嶄新的“上帝使者”會在動盪中降臨並為人們帶來烏托邦。這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彌賽亞教誨與宣告深深觸動著水深火熱的歐洲人，同時它還帶來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變革：新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