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園之神（19）路德與玫瑰

Luther and the Rose

路德與玫瑰

我們所熟知的那個名曰德國的歐洲地區在14世紀的時候其實都還是由許多獨立國家和城邦所佔據。在那時，其中有幾個國家已經成為了兄弟會在歐洲進行活動的主要中心，而這些活動大多又是集中在德國中部的黑森州。在德國及其它地方，兄弟會和它的一些最不落人後的倡導者已經被冠上了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光明會”，意為“被照亮（啟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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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光明會非被亞當・威斯豪普特創立於18世紀的巴伐利亞的彼“光明會”。真正的光明會與威斯豪普特的光明會實為兩個不同的組織。下一章會簡扼地談到威斯豪普特的巴伐利亞光明會。

光明會在德國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分支就是極為神秘的玫瑰十字會。玫瑰十字會最初是被查理曼大帝在公元9世紀引進入德國，德國的第一座正式玫瑰十字會會館則是在公元1100年落成於黑森州的沃姆斯市。玫瑰十字會因致力於鑽研煉金術，還有他們晦澀難懂的符號以及非常秘密的等級制度而聞名。光明會與早期的玫瑰十字會關係匪淺，要想獲得加入光明會的入場券首先就是要在玫瑰十字會內有所成就。

許多關於玫瑰十字會的歷史都錯誤地認為這個團體是直到1614年才乍然驚現——因為位於黑森的德國玫瑰十字會在該年出版了向世人昭告其存在，並歡迎人們加入他們的一本石破天驚地小冊子。造成這種誤解且讓玫瑰十字會的歷史極難追溯的原因之一，就是該組織一直以來所恪守的每隔108年就開始“活躍”或“沉寂”的原則。

依照規章，玫瑰十字會的每一個主要分支都必須算定一個正式的成立日期。從那一天開始，每ㄧ個分支都要仔細計算這108年的週期。第一個週期是主動展開“對外”活動的宣傳時期，這時分支會讓自己變得人人皆知，同時也會公開招募新成員。接著，下一個週期就是潛伏，沉寂且不再做任何宣傳的時候，這時除了成員的直系親屬以外的人都不得入會。

玫瑰十字會的每個分支都在這每108年的兩個階段中交替循環。因為玫瑰十字會總是在“活躍”與“沉寂”之間你來我往，所以那些觀察家才會以為玫瑰十字會一直在歷史上起起伏伏。據AMORC的劉易斯博士說，“當初為什麼要頒佈這道規定的原因，至今仍然不得而知。”（註1）

光明會和玫瑰十字會是在瘟疫時期推動新一波宗教運動的主要力量。神秘的宗教團體“上帝之友”（Friends of God）就是那些運動中最早興起的之一。

上帝之友出現在德國的那一年恰好正逢黑死病初出侵襲歐洲。這個宗教團體的創始者是一位名叫拉爾曼・默斯溫（Rulman Merswin）的銀行家，此人很早就開始開拓自己的金融業務，並從中賺取了可觀的財富。據默斯溫自述，他在1347年遇見了一個自稱是“上帝的好朋友”的陌生人。默斯溫從來沒有吐露這位陌生人的身份，令人懷疑這會不會是默斯溫捏造的故事。然而，默斯溫的這位“朋友”似乎相當真實且極具影響力，默斯溫的突然改變與上帝之友運動的一鳴驚人就說明了這點。

在他們的一次早期交流中，默斯溫的這位神秘朋友就宣稱他能直接從上帝那裡接收各種玄秘啟示，而且默斯溫已經被選來負責向世界各地宣揚這些啟示。深受感動的默斯溫在這次交談結束後便放棄了他的銀行業務，選擇“看破紅塵”並將自己和個人財富都奉獻於傳播那個神秘客帶給他的新宗教。

事實證明，唆使默斯溫大顯身手的其實不過就是兄弟會網絡中的另一個分支。上帝之友的教義充滿神秘，而且是依循著一套秘密等級與啟迪制度來教授。歷史紀錄同樣表明默斯溫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那些被“照亮”的神秘主義者和其他光明會成員。

上帝之友的教義不僅神秘艱澀，而且還帶有濃厚的啟示色彩。為了勸說人們皈依，上帝之友不斷在傳揚非常聳人聽聞的世界末日信息。默斯溫聲稱他接獲了很多超自然地“啟示”，而且他還從中得知上帝已對教宗與天主教會感到心灰意冷。現在上帝已經把屬於祂的信仰託付給像是默斯溫這樣的人，藉以繼續完成祂的神聖計劃。據默斯溫說，由於人類實在是決疣潰癰和惡貫滿盈至極，上帝在不久後就會來懲罰人們。

默斯溫負有讓人人皆順服上帝的神聖傳道使命。默斯溫不僅宣揚這個可怕的信息，其他大同小異的加入上帝之友運動的先知也都發出了相同的警告。他們都強調人們應該在世界毀滅前重新堅定不移地心向上帝。不過，默斯溫和其他同行的災難預言者倒是在一件事上說對了：這個世界即將發生大災難。我們都知道，黑死病這時才剛開始出現。

上帝之友在歐洲吸引了大批追隨者，那些支持者被教導了一個分為九種步驟的計劃，這個計劃的用意是要讓他們可以完全且毫無質疑地順服上帝。他們被說服相信這個計劃能拯救他們於瘟疫和他們周遭的社會慘況之中。

計劃的第一步是真誠的懺悔，如此一來才能重獲健康。適當的懺悔確實可以對人產生不俗的有益影響，雖然不真誠或不必要得懺悔反而可能會本末倒置。至於第二步則須仰賴信徒的決心：

“放下自己的意志，並將其交給受啟迪的上帝之友，它將代替上帝成為他們的指導者與顧問。”（註2）

來到第七步時，該會員就必須徹底放棄自我意志，“燒毀所有橋樑”並完全屈服於主。

等到了最後一步，所有的個人慾望都得被摒除，而個人也將被“釘上這個世界的十字架，同時這個世界亦將為他們受難”，現在他們必須全心專注於上帝，除此以外不可再有別想。這些教義是讓人類達到完全順服的整套計劃，團體中的成員都會被教導說順服是精神實體最高尚的呼求，也是最值得追求的東西。

默斯溫選擇改信他那位神秘“朋友”的宗教毫無疑問是一大不幸，對其他許多人來說亦然。因為默斯溫很快地就開始出現了極為強烈的“狂躁抑鬱症”症狀：這種病症會使人變得陰晴不定，時而神采飛揚又時而精神抑鬱。這些症狀在默斯溫身上愈來愈嚴重，但這卻被他的追隨者誤以為是宗教轉變的跡象。今天許多瞭解這種病症的人都能意識到默斯溫深受某種壓迫性影響干擾，就這個例子來說，默斯溫的那位神秘“朋友”很有可能其實就是腐化的兄弟會。

在他的上帝之友運動生涯中，默斯溫還自稱他體驗過許多神秘經歷，包括和他的“朋友”ㄧ起接獲“合眾啟示”。在其中一次啟示中，默斯溫被告知說他應該買下施特勞斯貝格當地的一座島嶼，供上帝之友所用。施特勞斯貝格是默斯溫的故鄉，就位在法國-德國西南部的邊界。五年後默斯溫又接到了一次合眾啟示，這時他被要求應該把整個上帝之友運動轉交給一個名叫聖約翰教團（Order of St. John）的組織，並由後者繼續領銜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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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約翰教團的來歷始終是一個謎，艾伯特・麥基曾在《共濟會百科全書》裡指出說其為17世紀時肩負秘密使命的共濟會旗下組織。但麥基所說得聖約翰教團與在三個世紀多以前的14世紀接管上帝之友運動的那個是同一個組織嗎？這我真的不知道。

上帝之友教是在瘟疫盛行年間興起的許多神秘運動之一。那些運動通常都是由基督徒發起，但他們都宣稱自己將取天主教會而代之，有許多基督徒正是深受這一點吸引。遺憾的是，這種分裂並不意味著基督徒開始重拾耶穌的反者教義。這個新興的神秘宗教仍舊只是在安常守故順服與啟示那一套罷了。這樣的結果自然又令很多人敗興而歸，不久後在德國開始出現的激進唯物主義也正是由此奠定了基礎。

上帝之友及其它神秘門派在當時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響，而且它們還揭開了天主教會將要面對的其中一個最大威脅的序幕：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路德是在1500年初展開他那名震四方的叛教行動。那時的天主教會已是洛倫佐・德・美第奇的兒子，教宗利奧十世的掌中玩物，而且洛倫佐・德・美第奇還是義大利佛羅倫薩的富有國際銀行家族掌門人。美第奇家族在更早之前其實就與教宗一職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他們資助了日後將成為持教會分立論（“對立教宗”）的教宗的大主教約翰二十三世。在約翰二十三世治下，美第奇家族被賦予了徵稅和替教宗收取什一稅的職責，美第奇家族還特地開闢了一個連天匝地收稅網絡來完成這一任務。憑藉著從中賺取的利潤，美第奇家族更得以擠身歐洲最富有且最具影響力的銀行家族之列。

由於唯利是圖的銀行家密切參與天主教事務，許多天主教原先的屬靈活動現在都被搞成了商業事業。舉例來說，天主教徒就相信他們需要花錢購買“大赦”的資格，如此一來便能抵消過去犯下的罪孽。花錢來懺悔如果處理妥當，確實能有效地減輕人心中的內疚，尤其是如果這筆錢能夠被用於協助受害者的話。然而，它們絕大多數其實都是進了教會的口袋。美第奇的收錢者顯然更關心一個人可以付多少錢來消災，而不是懺悔者到底能不能從中獲得精神上的補償。想當然，許多天主教徒開始對此怨聲載道，他們的滿腹牢騷也為馬丁・路德的事業鋪平了道路。

據歷史書籍告訴我們，馬丁・路德原本是一名出身德國的天主教神父和教育者。他在奧古斯丁修道會中成為僧侶，並在德國薩克森州的維滕貝格大學擔任《聖經》研究學主席。

作為天主教神父，路德自然也深受教會對所有神職人員的苛刻制度約束，包括要定期前去懺悔室告解。在天主教的懺悔室中，會有人先私下告訴神父該懺悔者犯下的錯誤，這麼做是為了幫助人們吐露心裡的大石。正如前面所說，適當的懺悔的確有其正面作用，有趣的是，就某種角度來說它似乎也是每個人在取得靈性進步時都要面對的一步。不過，路德那時的懺悔慣例往往都是不正當或多此一舉的，所以經常令人們感到有苦難言。路德最終甚至發現自己根本已經無法忍受再去懺悔室，他厭倦了天主教口中的那位帶著滿腔怒火進行宣判的上帝，最後他更是徹底失去了對天主教的救恩之道的信心。

然而，路德之所以感到難以進行懺悔其實還有另一個同等重要的原因：他犯下了一些他不能或不願承認有罪的行為。路德聲稱他曾試圖避不犯下任何可以想到的罪，但總有那麼一些行為是在他前去懺悔室自白的時候會“避諱”他的記憶。部分出於這個原因，路德覺得自己在靈性上始終是原地踏步，他只能一直絕望地渴求救贖。於是，他不得不轉而尋找另一條不會迫使他接受糟糕透頂的懺悔的靈性救贖之道。

雖然路德對天主教會提出過許多合理的批評並宣稱自己正在設法重建耶穌的原始基督教會，但路德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受無知之過擺佈的人。因此，他最終只是協助創造了一個進一步偏移耶穌原意的新型基督教。

儘管東羅馬帝國充斥墮落版的耶穌教義與殘酷無情的宗教裁判所陰影，但路德時期的天主教會仍然保留了幾個耶穌的反者教訓中的重要元素。例如，天主教會仍繼續宣揚救恩取決於個人的行為，勤做好事*和承認自己犯下的過錯，並予以糾正或補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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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做好事對於改善個人的處境和提高倫理水平而言都有重要意義，而且這也有助於最終重拾靈性。不幸的是，天主教會卻把勤做好事變成了一種記分卡概念。天主教徒相信一個人多行的義事（功德）會得到上帝的加分，所以他或她只要為自己累積夠多功德“寶藏”，就必能獲得救恩（就連其它的ㄧ些要求都可以被一併滿足）。

教會宣稱聖人累積了太多功德，所以教宗可以將其分賜給其他功德不足的人。那些幸運兒自然會向教會捐獻以示感謝，但路德正確地駁斥了這種功德之說，這也成為了路德最終被處以破門律的一大原因。可惜的是，就連路德也沒有真正理解勤做好事與救恩之間的關聯，他又錯誤地否定了行義事的益處，明明它是幫助個人重拾靈性的重要基礎。

天主教會還強調人有自由意志決定是否要接受救恩，任何救恩都不能違背對方意願就被施予在他或她身上（即使是一神教中的上帝也是），而且所有人也都被賦予了尋求救恩的權利。雖說天主教教義存在許多嚴重的缺陷且缺乏真正的靈性科學，但這些觀念仍反映出了ㄧ些耶穌的傳道核心中的真理與正直精神。

路德改革的重點理應是加強天主教仍然保有的高尚信條，然後刨除公然的商業化傾向與東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義的篡改。但這卻不是路德所選的路。他實際上是教導了一個子虛烏有的觀念，那就是一個人完全無權決定自己是否能獲得靈性救贖。路德叫人相信，救恩是實實在在取決於一神論中的上帝的恩典。據路德說，人唯一所能採取得獲得上帝恩典的行為就是相信耶穌是救世主，還有承認基督承受的痛苦與被釘十字架都是在代替我們承擔自己犯下的罪過。

路德認為耶穌被釘十字架是在為他人贖罪的觀點有一點奇怪在於，這似乎蘊含了某種“業力”觀在裡面。“業力”是一種主張在這個宇宙中犯下的所有行為最終都會“回報”到主事者身上的觀念。人們經常會問“我究竟是做了什麼才得到如此結果？”其實也是在藴涵業力的概念。以現代科學的話來說，“業力”更應該被這麼表述：“每一個動作都會造成相同的反作用力”。在一神論中，“業力”通常會以上帝懲惡揚善的形式出現。

從個人層面上來看，業力法則似乎真實存在，因為無論是選擇行動還是不作為所對這個世界造就的善或惡果，最終都會回報到這個世界。道德衰退似乎也是靈性退化所表現出的回力鏢反應，妥當的懺悔的一個好處就是它有機會打破負面的“回力鏢”效應，從而幫助個人重新走上重拾靈性之路。

因為路德對懺悔深惡痛絕，所以他不得不發明另一種方式來擺脫他的一神論上帝的獎懲機制所帶來的“業力”循環。因此，路德便創造出了上帝透過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難來成為每個人的“回力鏢”的想法。換言之，藉著“相信”耶穌，你就不必再為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倍感煎熬，因為耶穌已替你們受罪。這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神奇概念，但它絕對稱不上是負責任的哲學，而且硬要耶穌承擔所有人的罪孽對他來說也非常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路德的解決方法根本一點用也沒有。很多人在“向基督告解”後確實感覺自己從此煥然一新，這是因為他們以有別以往的方式承認了自己的靈性，因此他們也變得更積極從事道德行為，但他們的信仰仍並未使他們完全克服重拾靈性時得要面臨的諸多障礙。

新教徒依舊會去懺悔室告解，雖然他們不再認為這與獲得救恩有什麼必然關係。但靈性知識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路德的方法其實就猶如一種“速成救贖”：ㄧ切皆取決於純粹的信仰問題。因為根據路德教導，一個人只要持續信奉耶穌為救世主，那麼就能得到上帝之救恩。

路德的觀念顯然非常神秘。不過當我們考量到路德曾極大地受過在他那個世紀相當風行的ㄧ些神秘宗教影響時，這就毫不奇怪了。路德在奧古斯丁修道團裡主要有一位名叫約翰・馮・斯道皮茨（Johann von Staupitz）的導師，此人的神學講道即包含了許多來自偉大的德國神秘主義者亨利・蘇瑟（Heinrich Suso）和約翰・陶勒（Johann Tauler）的著作中的不少元素。陶勒是14世紀時最博學多聞的神秘主義者之一，而且他還與上帝之友運動有所牽連。路德自己更是陶勒的熱衷讀者。

證明路德與兄弟會網絡存在更為直接的聯繫的證據則可在他的私人印章中發現。路德的印章在兩側都刻著兄弟會符號：玫瑰與十字架。玫瑰和十字架都是玫瑰十字會的主要符號，何況“玫瑰十字會”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來自於拉丁語裡的“玫瑰”（rose）與“十字架”（crucis）。

在他的一生及身故後，路德的支持者中的重要人物與家族同樣也在光明會與玫瑰十字會裡相當活躍。其中有一人便是強盛的黑森皇室的頭領菲利普ㄧ世，他的後代在兄弟會組織中皆擔任重職，尤其是在德國共濟會，這我們在後面就會看見。

作為宗教改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菲利普一世不僅創立馬爾堡新教大學，而且他還組織了信奉天主教的德國皇帝查理五世。在路德逝世後，他的宗教獲得了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爵士的支持，他是英國當時的大法官以及大不列顛玫瑰十字會的最高管理人。培根對宗教改革所作的其中一個最大貢獻就是他在國王詹姆斯一世的授意下作為統籌人，集眾人之力完成了英文版的新教《聖經》。這本被稱作“詹姆斯國王欽定本”的《聖經》出版於1611年，從此以後它都是英語新教世界最常見的《聖經》。

路德和他的支持者掀起了基督教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分裂。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由此大受打擊，新教教派在今天更是佔了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三分之一，還有北美所有基督徒的一半。然而，天主教會當然不會眼睜睜看著事情演變至此，於是教會也發起了反改革運動，這是一次企圖扼殺新教異端的不成功嘗試。耐人尋味的是，領導這次反改革運動的就是為此目的而被成立的一個新兄弟會組織：耶穌會。

耶穌會是由從士兵改職成教士的依納爵・羅耀拉創立於1540年。耶穌會是天主教會中的一個秘密社團，它有一套等級制度，審核時期以及諸多秘密儀式，而且還非常好戰。耶穌會鼓勵其成員拿出士兵精神，忠誠於他們的“統帥”耶穌，而依納爵本人亦在1741年4月被追認為第一任“大將”。把耶穌變成準軍事統帥對於那些熟悉耶穌教義的人來說倒頗為幽默，但這樣的形象反而更有助於耶穌會投身於打擊新教徒的先鋒軍。

雖然宗教改革又讓人類離靈性理解更遠了一步，但它也確實有些正面影響：改革有益於打破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專制。宗教裁判所堪稱是把人類靈性打壓得有史以來之最的組織之一，裁判所的審問者幾乎涉足了人類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從宗教，科學再到藝術無所不乏。透過以嚴刑與死亡恐嚇人們，宗教裁判所還得已藉此強制貫徹一些早已過時的科學思想，這一切都阻礙了藝術的發展，特別是戲劇。新教徒的教導也許沒什麼值得一提之處；但只要能衝擊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權力，就仍能算是為歐洲作出巨大貢獻。然而，這種貢獻也不是沒有代價，最後迎來的苦果就是唯物主義越來越根深蒂固。“人文主義”，“理性主義”還有其它類似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都從宗教改革的氛圍中重新恢復了元氣。

最重要的是，許多改革帶來的正面影響最後都被新教仍陷於與其它派別進行毫無意義的宗教爭端，以及由此引發的人類衝突給毀於一旦了。路德本人也曾暗示稱教宗代表的正是“敵基督”的勢力，結果便是大家兵戎相見，只不過這次是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戰爭——今日的愛爾蘭仍深受其遺毒所害。

儘管兄弟會網絡在本章所討論的幾個世紀中依舊在到處煽風點火，但非常重要的是，玫瑰十字會在1600年初時就已經表露出了一種反者式的影響力。玫瑰十字會的重拾靈性宗旨與一些學說都與早期的反者運動甚為相像，而且來自美國的當代玫瑰十字會也反映出了ㄧ些這樣的正面影響，包括其力圖宣導更加科學的靈性觀和教導人們更智慧地主宰自己的生活。遺憾的是，當代玫瑰十字會仍然保留著許多監護者元素，令其追隨者在恢復靈性方面始終任是道重遠。

雖然玫瑰十字會有功於宗教改革，但他們是直到1614年後才開始有大動作，正如前述，德國玫瑰十字會正是在該年進入“對外”活動時期，於是這個組織便在黑森最大的公國黑森-卡瑟爾領伯國大量發送了宣布玫瑰十字會之存在的宣傳刊物。他們發行的小冊子更因為催促人們應該毅然放棄追隨那些假導師，包括教宗，蓋倫（一位聲名遠播的古希臘醫生）以及亞里斯多德而轟動一時。

這本小冊子還訴說了一個名為“克里斯蒂安・羅森克魯茲”的虛構人物的故事，這是在以象徵主義的方式來描述玫瑰十字會的歷史。小冊子最廣為人知的書名是它的縮寫簡稱《兄弟會傳說》（Fama Fraternitas），其全名翻譯成英文的話就是：《玫瑰十字偉大兄弟會攜手革新世界——致歐洲的所有學者與統治者》。雖然高調得微妙，但小冊子的標題仍然揭露了其嚴峻意圖：在人類社會中揭開大變革。在《兄弟會傳說》問世的時候，兄弟會網絡已經開始著手將這個變革計劃付諸實行。

在接下來幾百年裡，兄弟會網絡為這個世界提供了無數曾啟發和領導暴力革命運動的領袖，他們遍及世界各地，全都為了實現人類社會的大轉變而努力。而且他們最後也確實成功了，我們今天正是生活在他們所創造出的世界。

伊甸園之神（18）黑死病

伊甸園之神（18）黑死病

The Black Death

黑死病

羅馬教宗的獨攬大權過程在依諾增爵四世時代達到了極點，此人是1243-1254年間的教宗。依諾增爵四世藉著宣稱教宗是“造物主（面向）之於每個人類受造者的代理人（塵世間的代表）”從而為教宗一職賦予了無可比擬的政治權威。宗教裁判所也正是在依諾增爵四世治下以羅馬天主教會的官方機構身份橫空出世。

雖然有宗教裁判所的壓迫，但13世紀時的歐洲仍正在逐漸從十字軍造成的經濟與社會破壞中一點一點恢復元氣。歐洲開始復興的跡象在廣闊的知識與藝術層面上都很清晰明瞭，與其它地區的貿易也令歐洲的生活情景愈加多彩多姿。歐洲儼然正在邁入一個無論是騎士精神、音樂、藝術還是精神價值都在更上一層樓的時代。然而，隨後爆發了一場災難性的事件卻使得這個已經進展了將近一個世紀進程嘎然而止。這場浩劫的元兇就是淋巴腺鼠疫，亦即俗稱的黑死病。

黑死病起初發源於亞洲，後來它很快便被傳染到歐洲，並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奪去了超過2500萬條人命（約佔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有些歷史學家估計這個數字其實應該是35-4000萬人，這是歐洲總人口的一半。

這個流行病在歐洲首次爆發是在1347-1350年。此後淋巴腺鼠疫依舊繼續肆虐著歐洲，每隔十至二十年就會再次短暫爆發，直到1700年整個態勢才有所好轉。儘管要計算這400年的病死人數相當不容易，但據信總計有超過1億人喪命於疫病。

致使黑死病發生的疫病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最為常見的“腺鼠疫”，其特徵是會導致淋巴結腫大；另外這種腫大又被稱為炎性淋巴腺腫。炎性淋巴腺腫會造成患者開始嘔吐和發燒，如果不在幾天內儘早治療甚至足以致命。不過這一類型的疫病並不會人傳人：因為它需要有會活動的載體，例如跳蚤。正因如此，有不少歷史學家相信是跳蚤感染了囓齒動物才造成鼠疫發生，甚至直到今天都還有囓齒動物會患上這種疫病。一些來自1347-1600年末的紀錄也提到了囓齒動物在幾次黑死病爆發前的感染情形，讓這個理論又更顯得有幾分說服力。

導致黑死病的第二類疫病就是被稱作“肺鼠疫”的高傳染性疾病，感染時會渾身發抖，呼吸急促且咳血。患者的體溫通常還會急劇上升，並且在三至四天內一命嗚呼。第二類疫病的致死率非常高，而且在寒冷的天氣和通風不良的環境下最容易傳染。今天有些醫生便認為該為黑死病的大部份死者負責的就是這種“肺鼠疫”，因為當時的歐洲普遍擁擠且衛生環境糟糕。

人類這段悲慘的歷史往往會令我們不忍再多讀下去，並且由衷感謝現代醫學已經有辦法治療這些駭人的惡疾。然而，關於黑死病的令人不安的謎團卻仍舊存在。有許多疫情都是爆發在炎熱夏季的寬敞地區，而且它們也不是所有都能被歸咎於囓齒動物的感染；事實上，僅有為數不多的病例真的與鼠害的激增有關。黑死病最令人感到摸不著頭緒的地方就是，它甚至能夠橫掃到與其它早期疫區沒有絲毫接觸的封閉族群，而且這場流行病最後還是在突然間就徹底銷聲匿跡了。

為了解決這些謎團，歷史學家通常會著手翻閱起瘟疫盛行年代的那些記錄，好一窺當時的人們都記下了些什麼。但當一個歷史學家真的這麼開始後，呈現在他眼前的卻會是極為驚人且難以置信的故事，以至於他可能會將它們全都斥之為人們的恐懼作祟下的幻想和迷信。這是因為歐洲各地以及其它疫區的許多人都聲稱，瘟疫爆發的罪魁禍首其實是一種散發出惡臭的“霧”。這些霧經常在天空中出現不明光點後跟著現身。歷史學家很快便會發現，“霧”和光點的出現遠比囓齒動物還要更加頻繁且廣泛。事實上，鼠疫盛行的那些年頭恰好也是UFO活動的高峰期。

那麼，神秘的霧到底是何方神聖？

瘟疫的傳播其實還可以有另一個重要的途徑：細菌武器。美國和蘇聯至今都還儲存著含有腺鼠疫和其它流行病的生物武器。這些被裝罐的活細菌會將疾病噴灑進空中，它們經常會形成可見的人造霧，接著吸入霧氣的人都會自動染病。今天那些生物武器已經多得足以消滅很大一部分人類。來自瘟疫年代的致病迷霧紀錄強烈地暗示黑死病其實是細菌戰所引起的，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證明這個令人難以置信地結論的記載。

鼠疫在歐洲的第一次爆發即伴隨著許多非比尋常的事件。在1298-1314年間曾有七顆巨大的“彗星”越過歐洲；而且其中一顆渾身都是“令人敬畏地烏黑色”。（註1）在歐洲傳出疫情的前一年，甚至還有人在法國阿維尼翁的教宗宮殿*上目擊到了一根“火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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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另一位未經公認，因為羅馬天主教會內部分裂才竄起的教宗。相關的記載可以參見《從世界誕生之初至今，發生在塵世上下兩地的超越固有秩序，自然的運行和造物的天才與奇蹟紀事》（A chronicle of prodigies and portents that have occurred beyond the right order, operation and working of nature, in both the upper and lower regions of the earth,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up to these present times）。

在那年起初的巴黎也有人目擊到一顆“火球”出現在空中；據載後來一段時間內都還有目擊紀錄。對歐洲人來說，鼠疫往往都會在這些目擊事件發生後降臨。

不過，有些據稱是“彗星”的紀錄其實仍然很有可能確實是那麼一回事：也就是彗星沒錯。其中還有些可能是小流星或火球（大型燃燒流星）。數個世紀前的人們要比今天胡為亂信，因此即便沒有什麼確實的聯繫，自然的流星及其它類似的平凡現象也常常被解釋成後來的災難的預兆。

另一方面，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所有出現在天空中的不明物體都會被稱為“彗星”。康拉德・利克斯森里斯（Conrad Lycosthenes）出版於1557年的暢銷書《天才與奇蹟紀事》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利克斯森里斯的這本書的第494頁裡，我們可以讀到這顆在1479年被目擊到的“彗星”：

“一顆看起來就宛如是尖銳地木梁的彗星現身在了阿拉伯...”

接著書裡還附上了一張根據目擊者的描述繪製而成的插圖，圖中呈現出的是一個埋藏在雲中的像是火箭前半身的物體。

這個物體似乎有很多舷窗。當然，今天的我們肯定會稱之為UFO，而非彗星。這自然又令人我們不禁懷疑起究竟有多少古時候所謂的“彗星”實際上根本就是猶如火箭般的物體。但除非有更為詳盡的描述，否則我們在面對關於彗星的記載時還是很難確定其廬山真面目為何。儘管如此，非常有可能所謂“彗星”或類似天體的記載急遽增加其實是UFO活動的突增所為。

在瘟疫於亞洲初出爆發期間，非比尋常的空中現象與黑死病之間的聯繫也相當明顯。正如一位歷史學家這麼告訴我們說：

“最早的（瘟疫）紀錄來自東方。它們經常充滿了困惑，誇張以及可怕，因為從那些地區傳來的紀錄往往提到了這些事情：要不是風暴或地震，就是散播足以毒死樹木，破壞土地生產力的有害氣體的流星和彗星...”（註2）

上述引文表明，奇怪的飛行物體不僅僅會散播疾病：它們甚至還會從空中噴灑化學藥劑或脫葉劑。這恰好又與記載了古老的監護“諸神”擁有決定樹木是否落葉的能力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泥板遙相呼應。黑死病造成的許多死傷很可能就是因為這種脫葉劑所引起的。

事實上，空中異象與瘟疫之間的關聯還可以追溯到黑死病爆發的數個世紀之前。

我們曾在討論查士丁尼大瘟疫時見過幾個例子。另一個來自1117年——即黑死病出現的250年前的一次大型瘟疫記載亦是很好的見證。在那次瘟疫發生前，空中同樣出現了異象：

“時為1117年1月，一顆就像熾熱的大軍般的彗星從北方劃過東方，月亮因為它的遮蔽被籠罩在一片血紅之中，就在一年後在天空中更出現了一個耀眼過太陽的光點。伴隨這些現象而來的是一連串嚴峻地酷寒，飢荒以及瘟疫，據說有三分之一的人類死於此劫。”（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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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其它歷史文獻中都沒有找到關於這場瘟疫的記載。所以它很可能是一場地方性瘟疫，所謂三分之一的人類指的也應該是對當地人口而言。

隨著黑死病開始在中世紀大肆傳染，非常醒目的空中異象也繼續伴隨著恐怖的流行病一再出現。許多這些異象都被收錄在了約翰尼斯・內爾（Johannes Nohl）的著作《黑死病：瘟疫紀事》（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1926）裡頭。根據內爾先生，在1500-1543年至少出現過26起“彗星”目擊事件，在1556-1597年則有15或16起，到了1618年仍有8或9起。

內爾先生也特別強調了當時的人們已經注意到“彗星”與隨之而來的流行病似乎有某種關係：

“人們在1606年目擊到了彗星，爾後一波瘟疫便傳遍了世界。在1582年也有一顆彗星為馬霍、布拉格、圖林根還有荷蘭帶來了極為凶猛地瘟疫，在圖林根等地有3萬7000人因惡疾溘然而逝，在荷蘭也有4萬6415人。”（註4）

奧地利的維也納還為我們提供了下面這段發生在1568年的記載。從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與疫病爆發關係密切的奇怪物體和在當今被目擊過的雪茄或橫梁形UFO非常相似：

“在太陽與月光的照耀之下，一道美麗的彩虹和火光現身在了聖斯蒂芬妮教堂之上，緊接著一場極其猛烈的流行病便接連襲捲奧地利、施瓦本、奧格斯堡、紐倫堡等地，無數的人們與牲畜皆沒能逃過一劫。”（註5）

空中異象通常都是在瘟疫爆發的幾分鐘到一年不等前出現。如果目擊事件與瘟疫之間存在明顯的間隔，那麼有時這中間就會跟著出現第二種異象：一群身穿黑衣的可怕人形生物現身在地上。人們經常會在城鎮的郊區目擊那些怪人，而且只要他們一出現，瘟疫幾乎就會立刻發生。

來自1682年的一份記錄就描述了一次發生在一個世紀前的這等遭遇：

“在1559年的（德國）布蘭登堡出現了一群駭人之人，起初有十五個人，後來人們只看見十二個人。最重要的不只是他們在背後背著一顆小頭，而且他們還長著一張可怕的面孔並手持長長的鐮刀，他們以此收割燕麥，所以從很遠的地方就可以聽見他們發出的颯颯聲，但怪的是燕麥看起來卻絲毫無損。有些人也跑出去想要一看究竟，不過他們就只是在那繼續收割。”（註6）

就在這群陌生人拜訪燕麥田不久後，一場極為嚴重的瘟疫就二話不說侵襲了布蘭登堡。這個事件著實引出了幾個有趣的問題：這群神秘客究竟是何許人也？他們手持的會發出響亮聲音的長長鐮刀到底是什麼？看起來非常有可能的是，那些“鐮刀”其實是能夠噴灑毒物或細菌氣體的長型儀器。換句話說，城鎮裡的居民把他們揮舞“鐮刀”的行為誤以為是收割燕麥，但他們實際上是在對城鎮噴灑氣霧劑。

在匈牙利也有傳出關於黑衣人的類似紀錄：

“...在1571年的基督升天日，正值晚間的匈牙利山鎮開姆尼斯發生了大騷動，因為人們見到了從希爾斯堡來的成群黑騎士，當時大家以為他們是圖謀不軌的土耳其人，但他們很快便不見蹤影，隨後一場可怕的瘟疫就從附近開始爆發了。”（註7）

歐洲的其它地區也有對這些黑衣怪人，“惡魔”或是其它恐怖生物的紀錄。據稱，那些可怕的生物會帶著長長的“掃帚”，“鐮刀”或“劍”來“掃過”或“敲敲”民眾的家門，之後那些居民就會染上疫病。人們正是根據這些紀錄創造出了“死神”這個手持鐮刀的骷髏或惡魔形象。鐮刀本身象徵著死亡的陰影，它會像收割糧食一樣奪去人命。在觀看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死神形象的時候，請記住我們實際上很可能是在看著UFO的模樣。

在所有與黑死病息息相關的現象中最常被記載的就是那奇怪且有毒的“霧”。即使沒有其它現象出現，怪霧仍會頻頻發生。據內爾先生指出，潮濕的瘟疫霧也是“流行病開始廣為傳染前的徵兆”。（註8）而且當時有很多醫生都深信是怪霧引發了瘟疫，如內爾先生就告訴我們，人們很早便察覺到了其與黑死病的關聯：

“瘟疫起源於中國，據說事情是發生在1333年，那時突然出現了一陣散發惡臭的可怕濃霧，令空氣都變得汙濁不堪。”（註9）

另一份記述還強調，瘟疫並不是因為人傳人才逐漸擴散，真正的罪魁禍首是那致命且難聞的氣體：

“1382年是一個無風之年，空氣因此都變得糜爛且更加劇疫情爆發，但瘟疫並不是人傳人地感染，真正要人命的是空氣。”（註10）

關於致命之“霧”和“瘟疫之霧”的記載實際上在世界各地更是比比皆是：

例如來自布拉格的編年史即記載了中國，印度還有波斯方面的疫情；佛羅倫薩的歷史學家馬泰奧・維拉尼則接手了他因瘟疫病逝於佛羅倫薩的哥哥喬瓦尼的工作，繼續記錄下了一位亞洲旅行者提供的地震與疫霧見聞。

這位歷史學家就這麼寫道：

“據說塞浦路斯也發生了類似的地震與瘟疫之災，有傳聞稱是毒風殺死了人們。”（註12）

他繼續補充說：

“德國那邊也出現了濃厚且惡臭的霧，這霧來自東方，義大利各地都已經淪陷。”（註13）

這位作者接著談起了其它國家的情況：

“...人們相信他們是因那惡臭才得病，甚至有時還有人能直接在大街上看見帶來瘟疫的蒼白灰霧。”（註14）

最後，他非常戲劇性地總結說道：

“這個世界看起來似乎非常地驚慌失措，顫顫巍巍且正在不斷作嘔，它吐出的濃厚毒風令動物與植物紛紛窒息，就連成群的昆蟲都無法招架。”（註15）

類似的事情也得到了其它作家的附和。下面這份來自1680年的刊物就記載了這個奇怪的事件：

“在艾森伯格和德恩貝格那裡，人們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見了三十個覆蓋著黑布的葬棺（棺木），而且有一個黑衣人就站在棺木上面，他還帶著一副白色的十字架。當這些東西不見之後，整個地方突然變得熱得令人難以忍受。但到了太陽下山的時候，他們卻又聞到了甜美的香味，好似置身在玫瑰園裡一般。這一切都讓他們感到很憂慮不安，不久後圖根林的各地便傳出了疫情。”（註16）

接著我們再進一步向南來到維也納：

“...人們指責是邪惡的異霧引起瘟疫，而且在去年秋天確實有可供借鑒的記錄。”（註17）

備受瘟疫肆虐的艾斯萊本鎮還為我們提供了這份來自1682年9月1日的耐人尋味也略顯誇張的報導：

“艾斯萊本的第6號（？）公墓在那晚上出了些怪事：當時正值夜晚，但挖墓人還在辛勤工作，因為連日下來已經有八十至九十人都已不敵病魔逝去，突然間他們注意到公墓教堂，尤其是講壇那裡傳出了極為刺眼的亮光。但當他們朝著烏漆麻黑的墳場走近時卻又有濃霧撲面而來，使他們幾乎無法看見彼此，他們認為這是某種不祥之兆。可怕的邪靈就是這樣沒日沒夜地嚇唬人們，還有齜牙咧嘴的小妖精以及一大堆白幽靈與鬼怪在作亂。”（註18）

同一份報導接著還繼續說道：

“當哈特老師在痛苦中嚥下最後一口氣時，他的喉嚨竟吐出了一團藍色煙霧；就連其他人也有大同小異的情況。藍色煙霧不斷從艾斯萊本家家戶戶的山形牆中飄出，因為到處都有居民病逝。聖彼得教堂那還有一團藍色煙霧盤旋在天花板附近；現在教會已經被棄置，或者更貼切地說是整個教區已經崩潰了。”（註19）

這些“霧”和瘟疫毒素似乎能與正常空氣中的溼氣相混合，並化為晨間的露水。當時的人們還被告誡要做好以下的防範措施：

“如果烤好的麵包放在木桿上沒取下來過了一夜，到了隔天早上它就會發霉並發綠泛黃，這時絕不可以食用。如果家禽和狗吃了它們必會斃命，如果家禽喝了露水那麼也是死路一條，因為瘟疫已經無所不在。”（註20）

正如前述，致命的“霧”與天空中的移動光點顯然有所關聯，但關於那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惡臭還有其它方面的記載。例如，弗里斯特斯・阿爾科馬尼諾斯就記下了他與一頭甚為怪異的“鯨魚”的奇遇：

“其長28英尺（105公尺）並寬14英尺（33公尺），牠是被大浪從西邊的海域捲來艾格蒙特的岸邊，顯然已經無力再回到海裡；牠散發出厚重的毒氣，艾格蒙特及其鄰里不久後便爆發了嚴重流行病。”（註21）

阿爾科馬尼諾斯先生沒有更加詳細地描述那頭鯨魚實屬遺憾，因為牠非常有可能是類似於在當今曾被目擊過駛入和飛離水中的UFO的飛行器。從另一方面來說，馬爾科馬尼諾斯先生口中的鯨魚當然也可能其實沒什麼：真的就是一頭已經腐爛的鯨魚恰好就在瘟疫爆發前被捲上岸邊。

不過不可輕忽的是，歷史上有其它很多流行病都被認為是汙濁的霧和髒空氣所致。在古羅馬瘟疫盛行期間，名醫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37）就指出真正引發疾病的實為因大氣變化造成的身體紊亂。為了應對這一點，希波克拉底還命人搭建巨大的公共篝火，因為他相信熊熊烈火有助於淨化空氣。

希波克拉底的建議後來也被急於治療瘟疫的中世紀醫生採納。現代醫生對希波克拉底的這個建議只有嗤之以鼻，然而，這麼看待希波克拉底的前提是他真的對引發瘟疫的真兇一無所知。事實上，如果瘟疫確實是由充滿細菌的霧所引發，那麼巨大的戶外篝火就的確是可以接受的抵禦手段。因為針對瘟疫的疫苗尚未發明，所以人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利用火來燒掉那些致命的“霧”。因此，希波克拉底和沿用他的建議的人確實可以挽救一些人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歷史上曾被奇怪且致命的霧傳播的疾病還不只有鼠疫和肺炎，因為駭人的腸道疾病霍亂其實也應該被算在內：

“當正航行在黑海的女王陛下的不列顛尼亞號在1854年傳出霍亂時，有幾名官兵都言之鑿鑿地堅稱在疫情出現之前曾有一團怪異的黑霧吹拂過海面和船隻。在那霧才剛剛開始有些散去時，第一起病例便出現了。”（註22）

另外，英國在1832年和1848-1849年爆發霍亂時也有關於藍霧的記載。

如前所說，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瘟疫往往都具有相當的宗教意義。就連在《聖經》裡瘟疫都被認為是耶和華懲罰惡貫滿盈的人們的方式。在黑死病爆發前曾出現過許多“預兆”，而且其中很多都類似於《聖經》記載過的“預兆”：

“恐怖的黑死病讓人們難以忘懷的其中一點就是那最終導致瘟疫爆發的一系列前因後果，14世紀的瘟疫記錄記載了在1348年傳出疫情之前發生過的種種類似於十災的災厄：大氣破壞、風暴、反常的蟲害以及天體現象。”（註23）

除此之外，鼠疫形式的瘟疫無疑也與“上帝”在《舊約》中曾降下的懲罰極為相像：

“耶和華的手重重加在亞實突人身上，敗壞他們，使他們生痔瘡。亞實突和亞實突的四境都是如此。”

——《撒母耳記上》5:6

“...運到之後，耶和華的手攻擊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驚慌，無論大小都生痔瘡。”

——《撒母耳記上》5:9

“...於是打發人去請非利士的眾首領來，說：願你們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送回原處，免得害了我們和我們的眾民！原來神的手重重攻擊那城，城中的人有因驚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瘡。合城呼號，聲音上達於天。”

——《撒母耳記上》5:11-12

根據記載，瘟疫的出現通常還會伴隨著雷鳴，這使得中世紀黑死病的宗教意義又得到了加強。這些聲音聽來實在與《聖經》裡對耶和華現身的描述很是相似。有意思的是，這些現象也不乏出現在ㄧ些UFO目擊事件中：

“在義大利正被瘟疫肆虐不堪的1565年，那時人們無論是在白晝還是深夜都能聽見宛如大軍駛過的噪聲。在德國的許多地方也能聽到怪聲，好似一輛柩車在自己穿過街道一樣...”（註24）

伴隨天空異象的類似噪聲也出現在了英國那邊與瘟疫有關的目擊事件裡。下面的引述談及了一個被人們目擊長達一個星期的物體，可能真的是彗星或行星（如金星）；然而，至於其它物體卻仍只能被以“無法解釋”帶過。

歷史學家沃爾特・喬治・貝爾就考察了各種這一時期的記載，並總結道：

“在1644年12月的一天深夜，倫敦市民都屏氣凝神地目睹了一顆光彩奪目的星星，隨後人們對此一直‘議論紛紛’。國王查理二世和王后也從白廳的窗戶望見了它。這顆星星從東方升起，但沒有升到很高，然後就在大概是兩三點鐘方向的位置於下沉到西南方的地平線之下。一兩個星期後，從維也納寄來的信件也提到了像彗星一般的物體，而且它看起來就好似‘飄浮在空中的棺材’，令眾人都感到惶恐不安。

艾爾福特那裡也傳出了嚇人的異象，證人們聲稱他們看見天空中出現一團大火，而且還發出像是大砲還有火槍的聲音。一份發生在2月某夜的報告還記載稱有數百人親睹怪火持續現身一個小時，其似乎是從白廳掠過聖雅各，然後又回到白廳，最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3月的一天，一顆耀眼無比的彗星突然在午夜剛過的兩個小時後現身，直到白天。隨著這些不祥之兆不斷出現，倫敦之後果然迎來了那場大瘟疫。”（註25）

還有ㄧ些比較不是那麼頻繁的“預兆”也會伴隨著黑死病一再出現。其中有一些現象一看就知道是造謠生非。不過很重要的是，這些莫須有的紀錄並不流行，鮮少被它們所屬的社區之外的地方報導。

前述的引述提供了UFO（即監護者社會）利用致命病毒來對人類狠下毒手的證據。當我們考慮起某些現代UFO接觸者聲稱他們從UFO社會那裡捎來的要轉達給人類的信息時，這份證據就會更顯得值得深思。有些接觸者宣稱UFO是為了幫助人類而來，而且UFO還會消滅地球上的一切疾病。據說UFO文明本身就已經杜絕了疾病。但如果監護者文明確實如此健康，那恐怕也只是因為它沒有拿細菌武器來朝自己開刀。如果UFO真心希望能讓人類變得健健康康，那也許他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別在將傳染性生物製劑噴灑到空氣中了。

黑死病不僅造成無數生靈塗炭，而且它更為人們的心理和整個社會帶來了創巨痛深。過去的人們無不相信那些流行病都是上帝在懲罪，大家也因此都變得委靡不振。人們開始自然而然地指責自己又指責鄰居的罪惡，並竭力想要弄清他們究竟是做錯了什麼才會如此罪有“應得”。但即使瘟疫真是刻意降災，它也幾乎沒有讓人類轉而變得更加善良。畢竟，瘟疫造成的社會與心理影響只產生了反效果。

大規模死亡造就的痛苦與絕望沉重地打擊了人們的倫理道德。在那個走投無路的局勢，已經沒有什麼人還會再關心他們的行為對錯與否，因為不管怎樣他們都難逃一死。靈性價值觀在中世紀那恐怖的瘟疫氛圍下徹底一蹶不振，但心理異常的情況卻是急劇增加，同樣的結果也能在戰爭時期觀察到。儘管諸如《聖經》和其它宗教的著作都強調，由“神”授意的天災人禍最終將能令人類在美德與精神上更趨完美，但最後的結果卻總是截然相反。另外，慘絕人寰的黑死病還掩蓋了發生在疫年的另一起災難性事件：基督徒再次企圖將猶太人屠殺殆盡。由於關於猶太人向水井投毒導致瘟疫發生的謠言四起，深受流行病之苦的基督徒社區很快便對猶太人產生了強烈的仇恨。

有很多基督徒都參與了種族滅絕活動，如果不是超過的話，那這場暴行大概也屠殺了和納粹在20世紀時一樣多的猶太生靈。《科里爾百科全書》就這麼寫道：

“這個國家（德國）...可能是最無法無天的屠殺現場，遍及整個國家的掃蕩活動一直此起彼落。這樣的慘劇在1348-1349年的又名黑死病的恐怖瘟疫大盛行期間達到頂峰。也許他們因為擁有醫學知識和衛生生活方式所以更不容易染病，猶太人反倒因此被荒謬地指責是瘟疫的罪魁禍首，數以千計無分大小的猶太社區皆被夷平，要不就是被折騰得僅剩寥寥數人。

自此之後整個國家只剩下少數倖存者，他們主要是留在小範圍的主權地域，那些地方會出於他們帶來的經濟利益而保護甚至是鼓勵他們移民。較大的德國猶太社區已屈指可數，例如在法蘭克福或沃姆斯，那些社區自中世紀以來便一直在頑強地負隅求生。”（註26）

德國的貿易公會經常煽動種族滅絕事件，所以這些公會自己也將猶太人排除在外。而且有許多公會其實就是古代兄弟會行會的直系分支。事實上，在14世紀時兄弟會組織和歐洲貿易公會仍然相當重疊，在公會中佔據領導地位的人往往也是其它兄弟會組織的一員。如果不直接被算是始作俑者的話，這又是一個腐化的兄弟會網絡如何推波助瀾歷史上的重大種族滅絕的例子。

德國也並非是唯一一個大肆屠戮猶太人的國家。同樣的情景在西班牙亦上演過。西班牙半島的大部份地區在1391年就發生過對猶太人的屠殺暴行。

雖然竦懼不已的基督徒可能會甘心投身於這些令人髮指的暴行，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其實並不總是能得到教宗的支持。例如在1342-1352年擔任教宗的克勉六世就曾嘗試保護猶太人免於屠殺。克勉六世發佈過兩次詔令公告猶太人的清白，並呼籲基督徒應該停止迫害。然而，克勉六世的努力最後收效有限，因為那時已有許多秘密公會組成了反教宗陣營。而且克勉教宗也沒有撤除宗教裁判所，結果宗教裁判所反倒助長了可能會引發這種屠殺的社會氣氛。

瘟疫，宗教裁判所以及種族滅絕的組合提供了啟示預言需要的所有元素。這時的天主教已然搖搖欲墜，因為許多神職人員皆命喪瘟疫，而且教會無力遏止“上帝之疾”也讓人們紛紛對其大失所望。有很多人都開始宣稱“審判日”已迫在眉睫。預言就將要成真，嶄新的“上帝使者”會在動盪中降臨並為人們帶來烏托邦。這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彌賽亞教誨與宣告深深觸動著水深火熱的歐洲人，同時它還帶來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變革：新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