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園之神（21）通貨膨脹

伊甸園之神（21）通貨膨脹

Funny Money

通貨膨脹

很少有話題能像金錢一樣讓人需要一再大書特書，同時也令人人都為之心潮澎湃。這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因為金錢是絕大多數人都無法回避的一大問題，導致金錢在現代變成一個大麻煩的原因就是通貨膨脹，無論通脹率是每年3%還是300%皆然。通貨膨脹，當然，是由於貨幣不斷貶值以及商品和服務成本持續上升所造成的結果。當貨幣供應量的比例太過於有價值的商品與服務供應時便會發生這種情況。

金錢這個玩意本身其實分文不值；因為只有可以買到的商品和服務才是價值所在。正因如此，任何個人或國家的財富實際上都是取決於它能生產什麼樣的商品和服務，而非能夠印刷，分送或持有多少錢。一個國家完全能夠在身無分文的情況下繼續運作，只要它還擁有其它方面的生產力。

金錢的用途就是促進商品與服務的交換。因此，金錢也可以說是以物易物體系的延伸。以物易物是以自己擁有的東西或替別人做事來進行交換的交易行為，所以生產與易貨毋庸置疑是所有經濟的基礎。

硬幣和紙幣最初被發明的目的都是為了簡化以物易物。如此一來人們便可以無需時時刻刻都得帶著實際商品或立即提供服務，但卻又可以直接進行易貨。個人交易將由此變得更加簡便，同時還能夠儲蓄他們為了未來而勞動賺來的收入。

紙幣起初是始於所謂的“期票”，一張期票通常就是一份書面的償債承諾。一個人可以在一張紙條上寫明，只要是該票據的持有者即可享有由其發出人按需提供的一定數量商品或服務。

為了闡明這點，請讓我們看看下面這個虛構的例子：

現在讓我們假設在農村市場裡有一個想要交換一籃子蘋果的雞農。由於他沒有把他的雞帶來，所以他決定寫一張票據給蘋果賣家，持有這張票據的人可以隨時來到農場並挑選兩隻健康的雞。接下來，雞農便可以提著他的一籃子蘋果而去，至於那位種蘋果的果農則可以憑著票據擇日前往農場，挑選他應得的兩隻雞。只要人們相信雞農可以兌現他的票據，那麼他就可以繼續用這種方式來易貨。

我們繼續假設，有天果農決定去市場兜兜，這時他遇見了布商。果農的妻子連日來一直叮囑他去買些剛隨著遠東商隊抵達的新絲綢，由於她不斷為此嘮叨，使得果農的家庭生活近來鬧了不少風雨，所以他心想也罷，就來和布商談談絲綢吧。

然而，這位布商並不需要蘋果，所以果農便想起他還有可以兌換兩隻雞的票據，於是他就向布商問說他是否需要家禽。布商說這個主意不錯，所以果農就拿那張兩隻雞的票據去交換絲綢。就這樣，現在變成布商需要跋涉至養雞場進行兌換。儘管雞隻一點變也沒有，但牠們的所有權在一天之內卻已經易手兩次。這種類型的交換正是紙幣最初的作用；但你是否已經聽見其中的弦外之音了呢？

如果雞農知道等到他真的要拿雞去兌現票據時總得先經過一段時間，或是有時他的票據甚至會持續流轉下去，以至於永遠不會有人來要求兌現的時候，那麼他就可能會開出多過自己實際擁有的雞的票據，因為他相信當那些票據來兌現的時候，他都會囤有足夠的存貨。

雞農現在已經打開了潘朵拉魔盒。

現在，雞農就要出席大家庭聚會，他自然想舉辦一場盛宴來博得岳父歡心。於是他到市場發出了一些以尚未孵化的雞作保的票據，並從其他商家那裡買來大量的商品。接下來有幾種情況會發生。如果有人持票據來兌換，而且他也總是能滿足需求的話，那麼這位雞農就可以揚長而去。但往往更可能發生的另一種情況是，他的雞票據已經在市場上飽和，現在大家都已經不想要再換取更多隻雞，所以他必須在每筆交易上提供更多母雞，好讓別人覺得划算。

所以以往只需要一隻雞的票據，但現在他卻要寫到兩或三隻雞的票據才能交換到想要的東西。隨著這些雞票據持續流通，它們已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值一錢，因為數量實在太多。惡性循環於焉而生：雞票據的數量與日俱增，但它們的價值卻一貶再貶，結果他又必須在開出更多票據才能換得他想要的東西。所謂的通貨膨脹就是這麼一回事。

接著我們就來到了最糟糕的部分。

隨著越來越多票據流通，眼下也開始出現了一籮筐需要兌現的票據。雞農很快就會發現他真正的財富，亦即他手上擁有的雞正被迅速消耗殆盡，即使只有一小部份的票據確實得到兌現。為了確保他的雞，現在他必須通過宣布市面上流通的票據只有一半還能繼續使用，以便降低票據的價值。這就是所謂的貶值。

由於雞農大概不會承認他開出了比實際有的雞更多的票據，因此他可能會試圖透過圓謊來維護自己的名譽，譬如宣稱有一場突如其來的雞瘟害死了近一半的雞。但即使是這麼做，也難以阻止他的聲譽在公眾心目中一落千丈。公眾對他的票據的信心將由此功虧一簣。這下他要不是重新開始直接以物易物，不然就得要索得他人開出的票據才能繼續在市場上交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票據或貨幣終究都還是得取決於實際商品，因為這意味著票據的創作者能夠提供有價值的交易。

硬幣則恰好與票據相反，兩者有截然不同的用處。金屬一直都被認為是有價值的東西，所以小片的金屬更被直接用作交易工具。這些金屬片有各式各樣的設計，最後就演變成硬幣，而且它們的金屬純度也能得到印刷機的保證。然後硬幣的價值便是由其中所含有的金屬量和純度來決定。基於黃金是一種罕見且倍受歡迎的金屬，所以由黃金製成的硬幣通常會比例如銅幣等其它硬幣更昂貴和具易貨價值。

金屬硬幣因其耐用且數量可控的特性而大受歡迎，但它們還是造成了一些問題。因為人們在實際生活中只用金屬片來交易其它商品，所以這產生了對金屬的過分重視。許多人紛紛痴迷於收藏硬幣與金屬幣，而且這種傾向還會消耗更多本應被投入在有價值的商品或服務的資源。再者，這樣的制度也讓那些坐擁大量金屬幣的人得已掌握過多權力，即便諸如食品等其它商品才應該是最有價值的。持有金屬幣的人幾乎可以立即享受任何商品或服務，但農民仍須先經過用他的產品來交換硬幣或金屬幣的中間步驟，才可以享受這種支出上的便利性。

金屬幣與票據的融合為興起於16世紀的現代貨幣體系奠定了基礎，據說鞏固這個基礎的人是當時的金匠。因為金匠通常也擁有城市裡最堅固的保險庫或鎖庫，所以很多人都會把他們的金屬幣存放在金匠那裡。接著金匠會給存戶開出收據，收據上面會明載持有者能夠兌換多少金或銀子。每一張諸如此類的收據實際上都是一筆可以被用作貨幣流通的票據，直到有哪個持有者決定前去金匠那兒兌換指定的金屬。

這時金匠有了一個大發現。在正常情況下，只有10-20%的收據會真的被帶來兌現，至於其它則都會被當作貨幣持續流通，而且這麼做確實有很好的理由。紙筆無疑比笨重的硬幣更容易攜帶，而且人們也覺得使用收據要比實際的金和銀子要更加安全。金匠於是意識到，他們可以藉著貸出尚未被兌換的金屬來收取利息，從而以貸方的身份大發利市。然而，在提供貸款時，金匠又會說服借款人以收據而非實際金屬的形式接受貸款，借款人隨後就可以將其作為貨幣直接流通。

誠如我們有目共睹，金匠現在是在無中生有地創造出比躺在他的保險庫裡的金屬還要翻倍多的“金錢”（他的收據）：它們原來屬於存戶，後來又屬於借款者。金匠甚至不是他的保險庫裡的任何金屬的真正所有者，但他卻只需要簡單地寫下一張紙，就代表有人開始欠了與他保險庫中的黃金一樣多的錢。只要來兌現的收據不會超過實際貴金屬存量，金匠就可以繼續濫發收據。在通常情況下，金匠會開出超出他的實際黃金擁有量四至五倍的收據。

這種手法雖然有利可圖，但同樣存在一些罩門。如果一時間有太多收據要來兌現，又或者是金匠的借款人遲遲沒有償債，那麼金匠的事業就會毀於一旦，他的收據連同信譽都將淪為泥車瓦狗。但是，如果金匠能夠謹慎行事，那麼他就可以無中生有地讓自己賺得盆滿缽滿。

這個系統的不公正之處非常顯而易見。因為這就等於金匠手裡每有一袋黃金，那麼人們就又跟著多欠他四袋，所以總有人不得不投降。隨著欠給金匠的公共債務愈多，就也會有愈多的確切財富與資源得被讓渡予他。金匠始終沒有在生產任何有意義的財富或資源，但它們卻越來越過分地被他的收據蠶食鯨吞，因此他很容易就會變成一隻經濟寄生蟲。最後無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以社會上的其他人變得一貧如洗作為代價，精打細算的原金匠銀行家開始躍居眾人之上。

無論是要人們放棄有價值的所有物還是花費很長時期來償債，這種貧困都會顯現出來。但一旦金匠失手，他的貨幣泡沫就會破滅，因他的銀行崩潰所造成的破壞與仍然流通的收據的貶值損失，卻仍然會拖著大家一起下水。

這就是現代銀行業的誕生秘話。有許多人都認為它是一個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在行詐欺之實的制度。它總會造成社會與經濟動盪，今天的世界各大貨幣和銀行體系都在重複著我方才敘述過的那些情景。

到了17世紀，義大利的美第奇銀行家族提出了以黃金作為所有紙幣的擔保物的想法。由於具有稀缺性與需求性，黃金於是被捧成了票據的完美擔保。這就是“金本位”的由來，在這種制度下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定價都離不開黃金（有時是白銀）。

對於握有大量黃金和白銀的人而言，金本位肯定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但它仍舊造成了對一種幾乎不如其它產品那般有用的物品的過分依賴。把整個貨幣體系構建於單一物品上確實是比毫無擔保品要更好，但即使是金本位下，票據的發行仍會遠遠超過用於兌現的金屬。最好的解決方法其實就是把貨幣供應牢牢紮根於一個國家的所有有價值產出品，如此一來金錢才能夠準確反映出產能。

伴隨著金本位拍板定案，現在票據也開始被認為“與黃金一樣好”，因為人們可以持著票據去兌換實際的黃金。這引起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越來越多黃金票據進入市場只會導致它們日漸貶值，通貨膨脹亦會因此穩步加劇。所以黃金所有者/銀行家又不得不繼續大發票據，畢竟他們就是以此為生。

只要銀行家能小心謹慎，讓人們繼續對票據保有信心，那麼票據製造者就可以持續從他們一手締造的無可避免地通貨膨脹中獲利。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他們過份發行，且有太多票據回來擠兌，那麼他們甚至可以亮出最後殺手鐧，也就是透過貶值票據的方式來挽救他們的黃金。通過這種方式，即便是處在金本位下的這些通膨紙幣就仍能成為那些有權創造金錢的人的財富與權力之源。大量的債務也會因此產生，因為絕大部份“無中生有的”黃金票據都會被銀行家以貸款的方式發放。如果人們不向銀行家貸款，進入市場的新錢便會因此減少，整體經濟又會因而放緩。

這種生財之道無疑完全破壞了貨幣真正的用途：作為實際可交易商品的代表物。通膨紙幣讓少數人得以趁機吸收和操縱可觀的真實財富，亦即人們生產出的有價值商品與服務，但它們的價值卻會一點一點被印刷紙幣與通貨膨脹給吸食掉。最終，貨幣變成了一個可被蓄意操縱，而且通常會有害於生產和易貨體系的工具。金錢的本意應該是要協助這個體系運行，而不是主宰和控制它。

這從而又揭露了通膨紙幣制度被創造出來的真正原因：因為它能夠使國家有本錢去發動和延續戰爭。同樣地，這又使得人類在現代經濟體系中得要面對更為艱苦的生存鬥爭，因為人人都得背負著這個體制炮製的巨額債務，與此同時真正的財富卻又會被寄生蟲給吸收。此外，穩步上升的通膨亦剝奪了人們手上的貨幣的價值，所以他們辛苦積攢的一切最終都會慢慢化為烏有。在伊甸園與巴別塔故事中曾被表述過的監護者議程已被新興的紙幣制度進一步繼承下去了。

阿姆斯特丹銀行的一蹴可幾也鼓勵了其它國家相繼成立類似的銀行機構。其中尤以成立於1694年的英格蘭銀行最為著名，這間銀行透過改良荷蘭的通膨紙幣系統，為我們在現代的中央銀行模式樹立了榜樣。英國的中央銀行模式隨後又傳播到了不同國家，這一切往往與由重要的兄弟會網絡成員領導的革命互有聯動。

《兄弟會傳說》曾提到的革新世界藍圖在17世紀末確實正在順利進行，“新貨幣”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這我們在後面會更清楚地看見。

伊甸園之神（20）新貴族

 

A New Aristocracy

新貴族

革命這個概念幾乎與歷史本身ㄧ樣古老。數千年來人們從未少過反抗諸神，國王還有父母，所以我們基本上也已經對其司空見慣。

路德的反叛並不是真正意義上那種會濺血的革命，畢竟路德和教宗雙方可都沒有率領軍隊一決雌雄。然而，宗教改革確實是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並為許多在後來數個世紀間橫掃全球的戰爭與暴力政治革命提供了靈感。

其中一個最早被宗教改革醞釀出來的政治鬥爭便是八十年戰爭，這場爭端的全面爆發乃是始於1569年。八十年戰爭主要是圍繞在西班牙與我們今天稱之為荷蘭的那個歐洲地區之間的較勁。另外，當時已經出現了一個被稱作“加爾文主義”的新教教派（其起源將在第22章裡深入探討），之後出身自法國的激進加爾文主義者紛紛移居荷蘭，並在當地開闢了一個相當活躍的新教社區。西班牙虔誠的天主教統治者與新興的荷蘭少數異教徒產生摩擦是在所難免，但荷蘭的少數派不僅渴望宗教自由，很快地他們甚至也開始呼求政治獨立。作為結果，一場跨時將近一世紀的戰爭旋即爆發。

領導荷蘭早期多次針對西班牙的頑抗的人是威廉一世——一個統治德國拿騷公國（與黑森接壤）和法國奧蘭治地區的德國統治者；由於這個原因，威廉王朝又常被稱為拿騷-奧蘭治皇室，或是更簡單地直接稱作“奧蘭治家族”。威廉之所以決定領導荷蘭作戰也部分是因為他在那裡繼承了大片土地。

荷蘭的叛亂最後終於成功促成了一個完全獨立的荷蘭誕生。荷蘭在獨立後建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更為日後其它國家的革命提供了榜樣。荷蘭選擇採取議會制政府，君王的權力也因此多少受到縮限，儘管奧蘭治家族是荷蘭的皇室且一直維持至今，但君主的角色在新政府中充其量就是“總督”或行政長官罷了。

除非得到國民議會（國會）批准，否則首相將不得就職，不過這通常只是一種形式。如此設計議會制度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防範有人企圖集大權於一身。

我們可能會對德國的拿騷-奧蘭治皇室為何要協助建立一套有損於自身權力的政治制度感到不解。當然，我們可以說他們是要藉此鼓舞民眾起身反抗西班牙；何況不管再怎麼說，奧蘭治家族也還是在政府中獲得了世襲地位。但這種答案並不能完全解決疑問，正如我們將要看到，其他德國皇室也在前仆後繼地領導政變和革命去建立起幾乎一模一樣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僅有很少是真的出於高尚的情操。

破解這個謎團的線索就是那些德國王朝都與兄弟會組織淵源頗深的這一事實。一如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看到，有證明表明這些家族都是在有意地推動兄弟會的議程，而且那些皇室亦能夠從中大大獲益。

鑒於兄弟會網絡在推廣革命和挫敗君主制這方面扮演的角色，乍看之下，兄弟會似乎是重新找回了他們反對監護者體制的初衷。畢竟，君主制的存在幾乎可以一路追溯回古蘇美爾的監護“諸神”。根據美索不達米亞泥板記載，監護者社會自己則是以一種相當特殊的方式進行統治，在整個制度的最頂端有一個議會或制度性理事會，然後在最高議會之下又分有行星等級的支部，例如地球。

每個支部都是由世襲的監護者負責，但他們必須遵從議會的律令。據古蘇美爾人說，監護者的世襲統治者是地球最早的國王。那些統治者自然會將自己的君主制套用入人類社會，所以我們還可以在古美索不達米亞繪畫中看見ㄧ些有趣的證據，其中描繪了監護“諸神”裝備著兩個在今天已被作為君主的象徵而廣為人知的物品：權杖與頭飾。

根據蘇美爾人，地球上的第一位人類國王亦是監護者與人類女子的混血後代，那些混血雜交造就出了地球最早的人類君主。“皇室血統”的觀念以及進行適當的皇室“育種”好確保人類皇室的血統純正的重要性也正是由此出現。值得玩味的是，有些古老的監護“諸神”被描繪成有著一身藍皮膚或是擁有藍色血液：這令我們不由得聯想起所謂的皇室“藍血”說（有些人聲稱這是確有其事）。貴族的配種習俗在歷史上一直存在，甚至直到今天對某些皇室來說仍是頭等大事。我們不妨可以說，“藍血”人類就好比是智人這個牲畜種族裡的海福特牛一般。

如同前述，尚未腐化的兄弟會意欲消滅君主制，並以議會制取而代之來讓人類自由選擇領導人的初衷似乎終於被付諸實行。難道說兄弟會是在威廉一世的時代歷經過了某種內部改革嗎？

遺憾的是，事情其實並非如此。

誠如我們先前所見，由於監護者的影響，兄弟會的宗旨與學說都受到了深刻地扭曲。而且，就是這樣的扭曲同樣歪曲了兄弟會革命家渴望實現的利他主義社會與政治目標。弱化的新君主制與議會政府事實上只是讓革命家得以趁機扶植起更為強大的全新體制：不同以往的銀行與貨幣制度。

這種嶄新的貨幣制度是構成16，17以及18世紀的革命的一個重要元素，但卻鮮有歷史書籍曾對此費過篇幅。那些曾經一度出現，還有現在仍舊在運作的新貨幣制度已被作家霍華德・卡茨甚是貼切地稱之為“紙貴族”。

宗教改革橫掃世界的革命風潮預示著強權貴族政治的衰落，至少不再像以往那麼能夠呼風喚雨，但“貨幣貴族”卻在諸多方面仍然佔據著一席之地。這是因為在宗教改革期間，由於新興的金錢科學竄起*，曾經被視為下品行業的銀行業與放貸業又開始生龍活虎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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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輕鬆且有趣地了解金錢與經濟的歷史，我會非常推薦道格拉斯・邁克爾（Douglas Michael）所著的《卡通經濟學指南》（The Cartoon Guide to Economics）。

這種新的貨幣是一種紙幣，它可以被通過被稱為“通貨膨脹”的過程而遭到蓄意且有系統地貶值。而且它還是今天的我們仍在使用的貨幣類型。這種新錢，以及由其衍生出的相關機構對我們的現代文明產生了可謂無遠弗屆的影響。

如果不理解新貨幣體系究竟是如何運作，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徹底弄懂新教改革的影響以及接連引起的革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伊甸園之神（19）路德與玫瑰

Luther and the Rose

路德與玫瑰

我們所熟知的那個名曰德國的歐洲地區在14世紀的時候其實都還是由許多獨立國家和城邦所佔據。在那時，其中有幾個國家已經成為了兄弟會在歐洲進行活動的主要中心，而這些活動大多又是集中在德國中部的黑森州。在德國及其它地方，兄弟會和它的一些最不落人後的倡導者已經被冠上了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光明會”，意為“被照亮（啟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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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光明會非被亞當・威斯豪普特創立於18世紀的巴伐利亞的彼“光明會”。真正的光明會與威斯豪普特的光明會實為兩個不同的組織。下一章會簡扼地談到威斯豪普特的巴伐利亞光明會。

光明會在德國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分支就是極為神秘的玫瑰十字會。玫瑰十字會最初是被查理曼大帝在公元9世紀引進入德國，德國的第一座正式玫瑰十字會會館則是在公元1100年落成於黑森州的沃姆斯市。玫瑰十字會因致力於鑽研煉金術，還有他們晦澀難懂的符號以及非常秘密的等級制度而聞名。光明會與早期的玫瑰十字會關係匪淺，要想獲得加入光明會的入場券首先就是要在玫瑰十字會內有所成就。

許多關於玫瑰十字會的歷史都錯誤地認為這個團體是直到1614年才乍然驚現——因為位於黑森的德國玫瑰十字會在該年出版了向世人昭告其存在，並歡迎人們加入他們的一本石破天驚地小冊子。造成這種誤解且讓玫瑰十字會的歷史極難追溯的原因之一，就是該組織一直以來所恪守的每隔108年就開始“活躍”或“沉寂”的原則。

依照規章，玫瑰十字會的每一個主要分支都必須算定一個正式的成立日期。從那一天開始，每ㄧ個分支都要仔細計算這108年的週期。第一個週期是主動展開“對外”活動的宣傳時期，這時分支會讓自己變得人人皆知，同時也會公開招募新成員。接著，下一個週期就是潛伏，沉寂且不再做任何宣傳的時候，這時除了成員的直系親屬以外的人都不得入會。

玫瑰十字會的每個分支都在這每108年的兩個階段中交替循環。因為玫瑰十字會總是在“活躍”與“沉寂”之間你來我往，所以那些觀察家才會以為玫瑰十字會一直在歷史上起起伏伏。據AMORC的劉易斯博士說，“當初為什麼要頒佈這道規定的原因，至今仍然不得而知。”（註1）

光明會和玫瑰十字會是在瘟疫時期推動新一波宗教運動的主要力量。神秘的宗教團體“上帝之友”（Friends of God）就是那些運動中最早興起的之一。

上帝之友出現在德國的那一年恰好正逢黑死病初出侵襲歐洲。這個宗教團體的創始者是一位名叫拉爾曼・默斯溫（Rulman Merswin）的銀行家，此人很早就開始開拓自己的金融業務，並從中賺取了可觀的財富。據默斯溫自述，他在1347年遇見了一個自稱是“上帝的好朋友”的陌生人。默斯溫從來沒有吐露這位陌生人的身份，令人懷疑這會不會是默斯溫捏造的故事。然而，默斯溫的這位“朋友”似乎相當真實且極具影響力，默斯溫的突然改變與上帝之友運動的一鳴驚人就說明了這點。

在他們的一次早期交流中，默斯溫的這位神秘朋友就宣稱他能直接從上帝那裡接收各種玄秘啟示，而且默斯溫已經被選來負責向世界各地宣揚這些啟示。深受感動的默斯溫在這次交談結束後便放棄了他的銀行業務，選擇“看破紅塵”並將自己和個人財富都奉獻於傳播那個神秘客帶給他的新宗教。

事實證明，唆使默斯溫大顯身手的其實不過就是兄弟會網絡中的另一個分支。上帝之友的教義充滿神秘，而且是依循著一套秘密等級與啟迪制度來教授。歷史紀錄同樣表明默斯溫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那些被“照亮”的神秘主義者和其他光明會成員。

上帝之友的教義不僅神秘艱澀，而且還帶有濃厚的啟示色彩。為了勸說人們皈依，上帝之友不斷在傳揚非常聳人聽聞的世界末日信息。默斯溫聲稱他接獲了很多超自然地“啟示”，而且他還從中得知上帝已對教宗與天主教會感到心灰意冷。現在上帝已經把屬於祂的信仰託付給像是默斯溫這樣的人，藉以繼續完成祂的神聖計劃。據默斯溫說，由於人類實在是決疣潰癰和惡貫滿盈至極，上帝在不久後就會來懲罰人們。

默斯溫負有讓人人皆順服上帝的神聖傳道使命。默斯溫不僅宣揚這個可怕的信息，其他大同小異的加入上帝之友運動的先知也都發出了相同的警告。他們都強調人們應該在世界毀滅前重新堅定不移地心向上帝。不過，默斯溫和其他同行的災難預言者倒是在一件事上說對了：這個世界即將發生大災難。我們都知道，黑死病這時才剛開始出現。

上帝之友在歐洲吸引了大批追隨者，那些支持者被教導了一個分為九種步驟的計劃，這個計劃的用意是要讓他們可以完全且毫無質疑地順服上帝。他們被說服相信這個計劃能拯救他們於瘟疫和他們周遭的社會慘況之中。

計劃的第一步是真誠的懺悔，如此一來才能重獲健康。適當的懺悔確實可以對人產生不俗的有益影響，雖然不真誠或不必要得懺悔反而可能會本末倒置。至於第二步則須仰賴信徒的決心：

“放下自己的意志，並將其交給受啟迪的上帝之友，它將代替上帝成為他們的指導者與顧問。”（註2）

來到第七步時，該會員就必須徹底放棄自我意志，“燒毀所有橋樑”並完全屈服於主。

等到了最後一步，所有的個人慾望都得被摒除，而個人也將被“釘上這個世界的十字架，同時這個世界亦將為他們受難”，現在他們必須全心專注於上帝，除此以外不可再有別想。這些教義是讓人類達到完全順服的整套計劃，團體中的成員都會被教導說順服是精神實體最高尚的呼求，也是最值得追求的東西。

默斯溫選擇改信他那位神秘“朋友”的宗教毫無疑問是一大不幸，對其他許多人來說亦然。因為默斯溫很快地就開始出現了極為強烈的“狂躁抑鬱症”症狀：這種病症會使人變得陰晴不定，時而神采飛揚又時而精神抑鬱。這些症狀在默斯溫身上愈來愈嚴重，但這卻被他的追隨者誤以為是宗教轉變的跡象。今天許多瞭解這種病症的人都能意識到默斯溫深受某種壓迫性影響干擾，就這個例子來說，默斯溫的那位神秘“朋友”很有可能其實就是腐化的兄弟會。

在他的上帝之友運動生涯中，默斯溫還自稱他體驗過許多神秘經歷，包括和他的“朋友”ㄧ起接獲“合眾啟示”。在其中一次啟示中，默斯溫被告知說他應該買下施特勞斯貝格當地的一座島嶼，供上帝之友所用。施特勞斯貝格是默斯溫的故鄉，就位在法國-德國西南部的邊界。五年後默斯溫又接到了一次合眾啟示，這時他被要求應該把整個上帝之友運動轉交給一個名叫聖約翰教團（Order of St. John）的組織，並由後者繼續領銜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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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約翰教團的來歷始終是一個謎，艾伯特・麥基曾在《共濟會百科全書》裡指出說其為17世紀時肩負秘密使命的共濟會旗下組織。但麥基所說得聖約翰教團與在三個世紀多以前的14世紀接管上帝之友運動的那個是同一個組織嗎？這我真的不知道。

上帝之友教是在瘟疫盛行年間興起的許多神秘運動之一。那些運動通常都是由基督徒發起，但他們都宣稱自己將取天主教會而代之，有許多基督徒正是深受這一點吸引。遺憾的是，這種分裂並不意味著基督徒開始重拾耶穌的反者教義。這個新興的神秘宗教仍舊只是在安常守故順服與啟示那一套罷了。這樣的結果自然又令很多人敗興而歸，不久後在德國開始出現的激進唯物主義也正是由此奠定了基礎。

上帝之友及其它神秘門派在當時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響，而且它們還揭開了天主教會將要面對的其中一個最大威脅的序幕：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路德是在1500年初展開他那名震四方的叛教行動。那時的天主教會已是洛倫佐・德・美第奇的兒子，教宗利奧十世的掌中玩物，而且洛倫佐・德・美第奇還是義大利佛羅倫薩的富有國際銀行家族掌門人。美第奇家族在更早之前其實就與教宗一職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他們資助了日後將成為持教會分立論（“對立教宗”）的教宗的大主教約翰二十三世。在約翰二十三世治下，美第奇家族被賦予了徵稅和替教宗收取什一稅的職責，美第奇家族還特地開闢了一個連天匝地收稅網絡來完成這一任務。憑藉著從中賺取的利潤，美第奇家族更得以擠身歐洲最富有且最具影響力的銀行家族之列。

由於唯利是圖的銀行家密切參與天主教事務，許多天主教原先的屬靈活動現在都被搞成了商業事業。舉例來說，天主教徒就相信他們需要花錢購買“大赦”的資格，如此一來便能抵消過去犯下的罪孽。花錢來懺悔如果處理妥當，確實能有效地減輕人心中的內疚，尤其是如果這筆錢能夠被用於協助受害者的話。然而，它們絕大多數其實都是進了教會的口袋。美第奇的收錢者顯然更關心一個人可以付多少錢來消災，而不是懺悔者到底能不能從中獲得精神上的補償。想當然，許多天主教徒開始對此怨聲載道，他們的滿腹牢騷也為馬丁・路德的事業鋪平了道路。

據歷史書籍告訴我們，馬丁・路德原本是一名出身德國的天主教神父和教育者。他在奧古斯丁修道會中成為僧侶，並在德國薩克森州的維滕貝格大學擔任《聖經》研究學主席。

作為天主教神父，路德自然也深受教會對所有神職人員的苛刻制度約束，包括要定期前去懺悔室告解。在天主教的懺悔室中，會有人先私下告訴神父該懺悔者犯下的錯誤，這麼做是為了幫助人們吐露心裡的大石。正如前面所說，適當的懺悔的確有其正面作用，有趣的是，就某種角度來說它似乎也是每個人在取得靈性進步時都要面對的一步。不過，路德那時的懺悔慣例往往都是不正當或多此一舉的，所以經常令人們感到有苦難言。路德最終甚至發現自己根本已經無法忍受再去懺悔室，他厭倦了天主教口中的那位帶著滿腔怒火進行宣判的上帝，最後他更是徹底失去了對天主教的救恩之道的信心。

然而，路德之所以感到難以進行懺悔其實還有另一個同等重要的原因：他犯下了一些他不能或不願承認有罪的行為。路德聲稱他曾試圖避不犯下任何可以想到的罪，但總有那麼一些行為是在他前去懺悔室自白的時候會“避諱”他的記憶。部分出於這個原因，路德覺得自己在靈性上始終是原地踏步，他只能一直絕望地渴求救贖。於是，他不得不轉而尋找另一條不會迫使他接受糟糕透頂的懺悔的靈性救贖之道。

雖然路德對天主教會提出過許多合理的批評並宣稱自己正在設法重建耶穌的原始基督教會，但路德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受無知之過擺佈的人。因此，他最終只是協助創造了一個進一步偏移耶穌原意的新型基督教。

儘管東羅馬帝國充斥墮落版的耶穌教義與殘酷無情的宗教裁判所陰影，但路德時期的天主教會仍然保留了幾個耶穌的反者教訓中的重要元素。例如，天主教會仍繼續宣揚救恩取決於個人的行為，勤做好事*和承認自己犯下的過錯，並予以糾正或補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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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做好事對於改善個人的處境和提高倫理水平而言都有重要意義，而且這也有助於最終重拾靈性。不幸的是，天主教會卻把勤做好事變成了一種記分卡概念。天主教徒相信一個人多行的義事（功德）會得到上帝的加分，所以他或她只要為自己累積夠多功德“寶藏”，就必能獲得救恩（就連其它的ㄧ些要求都可以被一併滿足）。

教會宣稱聖人累積了太多功德，所以教宗可以將其分賜給其他功德不足的人。那些幸運兒自然會向教會捐獻以示感謝，但路德正確地駁斥了這種功德之說，這也成為了路德最終被處以破門律的一大原因。可惜的是，就連路德也沒有真正理解勤做好事與救恩之間的關聯，他又錯誤地否定了行義事的益處，明明它是幫助個人重拾靈性的重要基礎。

天主教會還強調人有自由意志決定是否要接受救恩，任何救恩都不能違背對方意願就被施予在他或她身上（即使是一神教中的上帝也是），而且所有人也都被賦予了尋求救恩的權利。雖說天主教教義存在許多嚴重的缺陷且缺乏真正的靈性科學，但這些觀念仍反映出了ㄧ些耶穌的傳道核心中的真理與正直精神。

路德改革的重點理應是加強天主教仍然保有的高尚信條，然後刨除公然的商業化傾向與東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義的篡改。但這卻不是路德所選的路。他實際上是教導了一個子虛烏有的觀念，那就是一個人完全無權決定自己是否能獲得靈性救贖。路德叫人相信，救恩是實實在在取決於一神論中的上帝的恩典。據路德說，人唯一所能採取得獲得上帝恩典的行為就是相信耶穌是救世主，還有承認基督承受的痛苦與被釘十字架都是在代替我們承擔自己犯下的罪過。

路德認為耶穌被釘十字架是在為他人贖罪的觀點有一點奇怪在於，這似乎蘊含了某種“業力”觀在裡面。“業力”是一種主張在這個宇宙中犯下的所有行為最終都會“回報”到主事者身上的觀念。人們經常會問“我究竟是做了什麼才得到如此結果？”其實也是在藴涵業力的概念。以現代科學的話來說，“業力”更應該被這麼表述：“每一個動作都會造成相同的反作用力”。在一神論中，“業力”通常會以上帝懲惡揚善的形式出現。

從個人層面上來看，業力法則似乎真實存在，因為無論是選擇行動還是不作為所對這個世界造就的善或惡果，最終都會回報到這個世界。道德衰退似乎也是靈性退化所表現出的回力鏢反應，妥當的懺悔的一個好處就是它有機會打破負面的“回力鏢”效應，從而幫助個人重新走上重拾靈性之路。

因為路德對懺悔深惡痛絕，所以他不得不發明另一種方式來擺脫他的一神論上帝的獎懲機制所帶來的“業力”循環。因此，路德便創造出了上帝透過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難來成為每個人的“回力鏢”的想法。換言之，藉著“相信”耶穌，你就不必再為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倍感煎熬，因為耶穌已替你們受罪。這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神奇概念，但它絕對稱不上是負責任的哲學，而且硬要耶穌承擔所有人的罪孽對他來說也非常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路德的解決方法根本一點用也沒有。很多人在“向基督告解”後確實感覺自己從此煥然一新，這是因為他們以有別以往的方式承認了自己的靈性，因此他們也變得更積極從事道德行為，但他們的信仰仍並未使他們完全克服重拾靈性時得要面臨的諸多障礙。

新教徒依舊會去懺悔室告解，雖然他們不再認為這與獲得救恩有什麼必然關係。但靈性知識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路德的方法其實就猶如一種“速成救贖”：ㄧ切皆取決於純粹的信仰問題。因為根據路德教導，一個人只要持續信奉耶穌為救世主，那麼就能得到上帝之救恩。

路德的觀念顯然非常神秘。不過當我們考量到路德曾極大地受過在他那個世紀相當風行的ㄧ些神秘宗教影響時，這就毫不奇怪了。路德在奧古斯丁修道團裡主要有一位名叫約翰・馮・斯道皮茨（Johann von Staupitz）的導師，此人的神學講道即包含了許多來自偉大的德國神秘主義者亨利・蘇瑟（Heinrich Suso）和約翰・陶勒（Johann Tauler）的著作中的不少元素。陶勒是14世紀時最博學多聞的神秘主義者之一，而且他還與上帝之友運動有所牽連。路德自己更是陶勒的熱衷讀者。

證明路德與兄弟會網絡存在更為直接的聯繫的證據則可在他的私人印章中發現。路德的印章在兩側都刻著兄弟會符號：玫瑰與十字架。玫瑰和十字架都是玫瑰十字會的主要符號，何況“玫瑰十字會”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來自於拉丁語裡的“玫瑰”（rose）與“十字架”（crucis）。

在他的一生及身故後，路德的支持者中的重要人物與家族同樣也在光明會與玫瑰十字會裡相當活躍。其中有一人便是強盛的黑森皇室的頭領菲利普ㄧ世，他的後代在兄弟會組織中皆擔任重職，尤其是在德國共濟會，這我們在後面就會看見。

作為宗教改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菲利普一世不僅創立馬爾堡新教大學，而且他還組織了信奉天主教的德國皇帝查理五世。在路德逝世後，他的宗教獲得了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爵士的支持，他是英國當時的大法官以及大不列顛玫瑰十字會的最高管理人。培根對宗教改革所作的其中一個最大貢獻就是他在國王詹姆斯一世的授意下作為統籌人，集眾人之力完成了英文版的新教《聖經》。這本被稱作“詹姆斯國王欽定本”的《聖經》出版於1611年，從此以後它都是英語新教世界最常見的《聖經》。

路德和他的支持者掀起了基督教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分裂。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由此大受打擊，新教教派在今天更是佔了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三分之一，還有北美所有基督徒的一半。然而，天主教會當然不會眼睜睜看著事情演變至此，於是教會也發起了反改革運動，這是一次企圖扼殺新教異端的不成功嘗試。耐人尋味的是，領導這次反改革運動的就是為此目的而被成立的一個新兄弟會組織：耶穌會。

耶穌會是由從士兵改職成教士的依納爵・羅耀拉創立於1540年。耶穌會是天主教會中的一個秘密社團，它有一套等級制度，審核時期以及諸多秘密儀式，而且還非常好戰。耶穌會鼓勵其成員拿出士兵精神，忠誠於他們的“統帥”耶穌，而依納爵本人亦在1741年4月被追認為第一任“大將”。把耶穌變成準軍事統帥對於那些熟悉耶穌教義的人來說倒頗為幽默，但這樣的形象反而更有助於耶穌會投身於打擊新教徒的先鋒軍。

雖然宗教改革又讓人類離靈性理解更遠了一步，但它也確實有些正面影響：改革有益於打破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專制。宗教裁判所堪稱是把人類靈性打壓得有史以來之最的組織之一，裁判所的審問者幾乎涉足了人類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從宗教，科學再到藝術無所不乏。透過以嚴刑與死亡恐嚇人們，宗教裁判所還得已藉此強制貫徹一些早已過時的科學思想，這一切都阻礙了藝術的發展，特別是戲劇。新教徒的教導也許沒什麼值得一提之處；但只要能衝擊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權力，就仍能算是為歐洲作出巨大貢獻。然而，這種貢獻也不是沒有代價，最後迎來的苦果就是唯物主義越來越根深蒂固。“人文主義”，“理性主義”還有其它類似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都從宗教改革的氛圍中重新恢復了元氣。

最重要的是，許多改革帶來的正面影響最後都被新教仍陷於與其它派別進行毫無意義的宗教爭端，以及由此引發的人類衝突給毀於一旦了。路德本人也曾暗示稱教宗代表的正是“敵基督”的勢力，結果便是大家兵戎相見，只不過這次是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戰爭——今日的愛爾蘭仍深受其遺毒所害。

儘管兄弟會網絡在本章所討論的幾個世紀中依舊在到處煽風點火，但非常重要的是，玫瑰十字會在1600年初時就已經表露出了一種反者式的影響力。玫瑰十字會的重拾靈性宗旨與一些學說都與早期的反者運動甚為相像，而且來自美國的當代玫瑰十字會也反映出了ㄧ些這樣的正面影響，包括其力圖宣導更加科學的靈性觀和教導人們更智慧地主宰自己的生活。遺憾的是，當代玫瑰十字會仍然保留著許多監護者元素，令其追隨者在恢復靈性方面始終任是道重遠。

雖然玫瑰十字會有功於宗教改革，但他們是直到1614年後才開始有大動作，正如前述，德國玫瑰十字會正是在該年進入“對外”活動時期，於是這個組織便在黑森最大的公國黑森-卡瑟爾領伯國大量發送了宣布玫瑰十字會之存在的宣傳刊物。他們發行的小冊子更因為催促人們應該毅然放棄追隨那些假導師，包括教宗，蓋倫（一位聲名遠播的古希臘醫生）以及亞里斯多德而轟動一時。

這本小冊子還訴說了一個名為“克里斯蒂安・羅森克魯茲”的虛構人物的故事，這是在以象徵主義的方式來描述玫瑰十字會的歷史。小冊子最廣為人知的書名是它的縮寫簡稱《兄弟會傳說》（Fama Fraternitas），其全名翻譯成英文的話就是：《玫瑰十字偉大兄弟會攜手革新世界——致歐洲的所有學者與統治者》。雖然高調得微妙，但小冊子的標題仍然揭露了其嚴峻意圖：在人類社會中揭開大變革。在《兄弟會傳說》問世的時候，兄弟會網絡已經開始著手將這個變革計劃付諸實行。

在接下來幾百年裡，兄弟會網絡為這個世界提供了無數曾啟發和領導暴力革命運動的領袖，他們遍及世界各地，全都為了實現人類社會的大轉變而努力。而且他們最後也確實成功了，我們今天正是生活在他們所創造出的世界。

伊甸園之神（18）黑死病

伊甸園之神（18）黑死病

The Black Death

黑死病

羅馬教宗的獨攬大權過程在依諾增爵四世時代達到了極點，此人是1243-1254年間的教宗。依諾增爵四世藉著宣稱教宗是“造物主（面向）之於每個人類受造者的代理人（塵世間的代表）”從而為教宗一職賦予了無可比擬的政治權威。宗教裁判所也正是在依諾增爵四世治下以羅馬天主教會的官方機構身份橫空出世。

雖然有宗教裁判所的壓迫，但13世紀時的歐洲仍正在逐漸從十字軍造成的經濟與社會破壞中一點一點恢復元氣。歐洲開始復興的跡象在廣闊的知識與藝術層面上都很清晰明瞭，與其它地區的貿易也令歐洲的生活情景愈加多彩多姿。歐洲儼然正在邁入一個無論是騎士精神、音樂、藝術還是精神價值都在更上一層樓的時代。然而，隨後爆發了一場災難性的事件卻使得這個已經進展了將近一個世紀進程嘎然而止。這場浩劫的元兇就是淋巴腺鼠疫，亦即俗稱的黑死病。

黑死病起初發源於亞洲，後來它很快便被傳染到歐洲，並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奪去了超過2500萬條人命（約佔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有些歷史學家估計這個數字其實應該是35-4000萬人，這是歐洲總人口的一半。

這個流行病在歐洲首次爆發是在1347-1350年。此後淋巴腺鼠疫依舊繼續肆虐著歐洲，每隔十至二十年就會再次短暫爆發，直到1700年整個態勢才有所好轉。儘管要計算這400年的病死人數相當不容易，但據信總計有超過1億人喪命於疫病。

致使黑死病發生的疫病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最為常見的“腺鼠疫”，其特徵是會導致淋巴結腫大；另外這種腫大又被稱為炎性淋巴腺腫。炎性淋巴腺腫會造成患者開始嘔吐和發燒，如果不在幾天內儘早治療甚至足以致命。不過這一類型的疫病並不會人傳人：因為它需要有會活動的載體，例如跳蚤。正因如此，有不少歷史學家相信是跳蚤感染了囓齒動物才造成鼠疫發生，甚至直到今天都還有囓齒動物會患上這種疫病。一些來自1347-1600年末的紀錄也提到了囓齒動物在幾次黑死病爆發前的感染情形，讓這個理論又更顯得有幾分說服力。

導致黑死病的第二類疫病就是被稱作“肺鼠疫”的高傳染性疾病，感染時會渾身發抖，呼吸急促且咳血。患者的體溫通常還會急劇上升，並且在三至四天內一命嗚呼。第二類疫病的致死率非常高，而且在寒冷的天氣和通風不良的環境下最容易傳染。今天有些醫生便認為該為黑死病的大部份死者負責的就是這種“肺鼠疫”，因為當時的歐洲普遍擁擠且衛生環境糟糕。

人類這段悲慘的歷史往往會令我們不忍再多讀下去，並且由衷感謝現代醫學已經有辦法治療這些駭人的惡疾。然而，關於黑死病的令人不安的謎團卻仍舊存在。有許多疫情都是爆發在炎熱夏季的寬敞地區，而且它們也不是所有都能被歸咎於囓齒動物的感染；事實上，僅有為數不多的病例真的與鼠害的激增有關。黑死病最令人感到摸不著頭緒的地方就是，它甚至能夠橫掃到與其它早期疫區沒有絲毫接觸的封閉族群，而且這場流行病最後還是在突然間就徹底銷聲匿跡了。

為了解決這些謎團，歷史學家通常會著手翻閱起瘟疫盛行年代的那些記錄，好一窺當時的人們都記下了些什麼。但當一個歷史學家真的這麼開始後，呈現在他眼前的卻會是極為驚人且難以置信的故事，以至於他可能會將它們全都斥之為人們的恐懼作祟下的幻想和迷信。這是因為歐洲各地以及其它疫區的許多人都聲稱，瘟疫爆發的罪魁禍首其實是一種散發出惡臭的“霧”。這些霧經常在天空中出現不明光點後跟著現身。歷史學家很快便會發現，“霧”和光點的出現遠比囓齒動物還要更加頻繁且廣泛。事實上，鼠疫盛行的那些年頭恰好也是UFO活動的高峰期。

那麼，神秘的霧到底是何方神聖？

瘟疫的傳播其實還可以有另一個重要的途徑：細菌武器。美國和蘇聯至今都還儲存著含有腺鼠疫和其它流行病的生物武器。這些被裝罐的活細菌會將疾病噴灑進空中，它們經常會形成可見的人造霧，接著吸入霧氣的人都會自動染病。今天那些生物武器已經多得足以消滅很大一部分人類。來自瘟疫年代的致病迷霧紀錄強烈地暗示黑死病其實是細菌戰所引起的，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證明這個令人難以置信地結論的記載。

鼠疫在歐洲的第一次爆發即伴隨著許多非比尋常的事件。在1298-1314年間曾有七顆巨大的“彗星”越過歐洲；而且其中一顆渾身都是“令人敬畏地烏黑色”。（註1）在歐洲傳出疫情的前一年，甚至還有人在法國阿維尼翁的教宗宮殿*上目擊到了一根“火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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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另一位未經公認，因為羅馬天主教會內部分裂才竄起的教宗。相關的記載可以參見《從世界誕生之初至今，發生在塵世上下兩地的超越固有秩序，自然的運行和造物的天才與奇蹟紀事》（A chronicle of prodigies and portents that have occurred beyond the right order, operation and working of nature, in both the upper and lower regions of the earth,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up to these present times）。

在那年起初的巴黎也有人目擊到一顆“火球”出現在空中；據載後來一段時間內都還有目擊紀錄。對歐洲人來說，鼠疫往往都會在這些目擊事件發生後降臨。

不過，有些據稱是“彗星”的紀錄其實仍然很有可能確實是那麼一回事：也就是彗星沒錯。其中還有些可能是小流星或火球（大型燃燒流星）。數個世紀前的人們要比今天胡為亂信，因此即便沒有什麼確實的聯繫，自然的流星及其它類似的平凡現象也常常被解釋成後來的災難的預兆。

另一方面，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所有出現在天空中的不明物體都會被稱為“彗星”。康拉德・利克斯森里斯（Conrad Lycosthenes）出版於1557年的暢銷書《天才與奇蹟紀事》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利克斯森里斯的這本書的第494頁裡，我們可以讀到這顆在1479年被目擊到的“彗星”：

“一顆看起來就宛如是尖銳地木梁的彗星現身在了阿拉伯...”

接著書裡還附上了一張根據目擊者的描述繪製而成的插圖，圖中呈現出的是一個埋藏在雲中的像是火箭前半身的物體。

這個物體似乎有很多舷窗。當然，今天的我們肯定會稱之為UFO，而非彗星。這自然又令人我們不禁懷疑起究竟有多少古時候所謂的“彗星”實際上根本就是猶如火箭般的物體。但除非有更為詳盡的描述，否則我們在面對關於彗星的記載時還是很難確定其廬山真面目為何。儘管如此，非常有可能所謂“彗星”或類似天體的記載急遽增加其實是UFO活動的突增所為。

在瘟疫於亞洲初出爆發期間，非比尋常的空中現象與黑死病之間的聯繫也相當明顯。正如一位歷史學家這麼告訴我們說：

“最早的（瘟疫）紀錄來自東方。它們經常充滿了困惑，誇張以及可怕，因為從那些地區傳來的紀錄往往提到了這些事情：要不是風暴或地震，就是散播足以毒死樹木，破壞土地生產力的有害氣體的流星和彗星...”（註2）

上述引文表明，奇怪的飛行物體不僅僅會散播疾病：它們甚至還會從空中噴灑化學藥劑或脫葉劑。這恰好又與記載了古老的監護“諸神”擁有決定樹木是否落葉的能力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泥板遙相呼應。黑死病造成的許多死傷很可能就是因為這種脫葉劑所引起的。

事實上，空中異象與瘟疫之間的關聯還可以追溯到黑死病爆發的數個世紀之前。

我們曾在討論查士丁尼大瘟疫時見過幾個例子。另一個來自1117年——即黑死病出現的250年前的一次大型瘟疫記載亦是很好的見證。在那次瘟疫發生前，空中同樣出現了異象：

“時為1117年1月，一顆就像熾熱的大軍般的彗星從北方劃過東方，月亮因為它的遮蔽被籠罩在一片血紅之中，就在一年後在天空中更出現了一個耀眼過太陽的光點。伴隨這些現象而來的是一連串嚴峻地酷寒，飢荒以及瘟疫，據說有三分之一的人類死於此劫。”（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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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其它歷史文獻中都沒有找到關於這場瘟疫的記載。所以它很可能是一場地方性瘟疫，所謂三分之一的人類指的也應該是對當地人口而言。

隨著黑死病開始在中世紀大肆傳染，非常醒目的空中異象也繼續伴隨著恐怖的流行病一再出現。許多這些異象都被收錄在了約翰尼斯・內爾（Johannes Nohl）的著作《黑死病：瘟疫紀事》（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1926）裡頭。根據內爾先生，在1500-1543年至少出現過26起“彗星”目擊事件，在1556-1597年則有15或16起，到了1618年仍有8或9起。

內爾先生也特別強調了當時的人們已經注意到“彗星”與隨之而來的流行病似乎有某種關係：

“人們在1606年目擊到了彗星，爾後一波瘟疫便傳遍了世界。在1582年也有一顆彗星為馬霍、布拉格、圖林根還有荷蘭帶來了極為凶猛地瘟疫，在圖林根等地有3萬7000人因惡疾溘然而逝，在荷蘭也有4萬6415人。”（註4）

奧地利的維也納還為我們提供了下面這段發生在1568年的記載。從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與疫病爆發關係密切的奇怪物體和在當今被目擊過的雪茄或橫梁形UFO非常相似：

“在太陽與月光的照耀之下，一道美麗的彩虹和火光現身在了聖斯蒂芬妮教堂之上，緊接著一場極其猛烈的流行病便接連襲捲奧地利、施瓦本、奧格斯堡、紐倫堡等地，無數的人們與牲畜皆沒能逃過一劫。”（註5）

空中異象通常都是在瘟疫爆發的幾分鐘到一年不等前出現。如果目擊事件與瘟疫之間存在明顯的間隔，那麼有時這中間就會跟著出現第二種異象：一群身穿黑衣的可怕人形生物現身在地上。人們經常會在城鎮的郊區目擊那些怪人，而且只要他們一出現，瘟疫幾乎就會立刻發生。

來自1682年的一份記錄就描述了一次發生在一個世紀前的這等遭遇：

“在1559年的（德國）布蘭登堡出現了一群駭人之人，起初有十五個人，後來人們只看見十二個人。最重要的不只是他們在背後背著一顆小頭，而且他們還長著一張可怕的面孔並手持長長的鐮刀，他們以此收割燕麥，所以從很遠的地方就可以聽見他們發出的颯颯聲，但怪的是燕麥看起來卻絲毫無損。有些人也跑出去想要一看究竟，不過他們就只是在那繼續收割。”（註6）

就在這群陌生人拜訪燕麥田不久後，一場極為嚴重的瘟疫就二話不說侵襲了布蘭登堡。這個事件著實引出了幾個有趣的問題：這群神秘客究竟是何許人也？他們手持的會發出響亮聲音的長長鐮刀到底是什麼？看起來非常有可能的是，那些“鐮刀”其實是能夠噴灑毒物或細菌氣體的長型儀器。換句話說，城鎮裡的居民把他們揮舞“鐮刀”的行為誤以為是收割燕麥，但他們實際上是在對城鎮噴灑氣霧劑。

在匈牙利也有傳出關於黑衣人的類似紀錄：

“...在1571年的基督升天日，正值晚間的匈牙利山鎮開姆尼斯發生了大騷動，因為人們見到了從希爾斯堡來的成群黑騎士，當時大家以為他們是圖謀不軌的土耳其人，但他們很快便不見蹤影，隨後一場可怕的瘟疫就從附近開始爆發了。”（註7）

歐洲的其它地區也有對這些黑衣怪人，“惡魔”或是其它恐怖生物的紀錄。據稱，那些可怕的生物會帶著長長的“掃帚”，“鐮刀”或“劍”來“掃過”或“敲敲”民眾的家門，之後那些居民就會染上疫病。人們正是根據這些紀錄創造出了“死神”這個手持鐮刀的骷髏或惡魔形象。鐮刀本身象徵著死亡的陰影，它會像收割糧食一樣奪去人命。在觀看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死神形象的時候，請記住我們實際上很可能是在看著UFO的模樣。

在所有與黑死病息息相關的現象中最常被記載的就是那奇怪且有毒的“霧”。即使沒有其它現象出現，怪霧仍會頻頻發生。據內爾先生指出，潮濕的瘟疫霧也是“流行病開始廣為傳染前的徵兆”。（註8）而且當時有很多醫生都深信是怪霧引發了瘟疫，如內爾先生就告訴我們，人們很早便察覺到了其與黑死病的關聯：

“瘟疫起源於中國，據說事情是發生在1333年，那時突然出現了一陣散發惡臭的可怕濃霧，令空氣都變得汙濁不堪。”（註9）

另一份記述還強調，瘟疫並不是因為人傳人才逐漸擴散，真正的罪魁禍首是那致命且難聞的氣體：

“1382年是一個無風之年，空氣因此都變得糜爛且更加劇疫情爆發，但瘟疫並不是人傳人地感染，真正要人命的是空氣。”（註10）

關於致命之“霧”和“瘟疫之霧”的記載實際上在世界各地更是比比皆是：

例如來自布拉格的編年史即記載了中國，印度還有波斯方面的疫情；佛羅倫薩的歷史學家馬泰奧・維拉尼則接手了他因瘟疫病逝於佛羅倫薩的哥哥喬瓦尼的工作，繼續記錄下了一位亞洲旅行者提供的地震與疫霧見聞。

這位歷史學家就這麼寫道：

“據說塞浦路斯也發生了類似的地震與瘟疫之災，有傳聞稱是毒風殺死了人們。”（註12）

他繼續補充說：

“德國那邊也出現了濃厚且惡臭的霧，這霧來自東方，義大利各地都已經淪陷。”（註13）

這位作者接著談起了其它國家的情況：

“...人們相信他們是因那惡臭才得病，甚至有時還有人能直接在大街上看見帶來瘟疫的蒼白灰霧。”（註14）

最後，他非常戲劇性地總結說道：

“這個世界看起來似乎非常地驚慌失措，顫顫巍巍且正在不斷作嘔，它吐出的濃厚毒風令動物與植物紛紛窒息，就連成群的昆蟲都無法招架。”（註15）

類似的事情也得到了其它作家的附和。下面這份來自1680年的刊物就記載了這個奇怪的事件：

“在艾森伯格和德恩貝格那裡，人們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見了三十個覆蓋著黑布的葬棺（棺木），而且有一個黑衣人就站在棺木上面，他還帶著一副白色的十字架。當這些東西不見之後，整個地方突然變得熱得令人難以忍受。但到了太陽下山的時候，他們卻又聞到了甜美的香味，好似置身在玫瑰園裡一般。這一切都讓他們感到很憂慮不安，不久後圖根林的各地便傳出了疫情。”（註16）

接著我們再進一步向南來到維也納：

“...人們指責是邪惡的異霧引起瘟疫，而且在去年秋天確實有可供借鑒的記錄。”（註17）

備受瘟疫肆虐的艾斯萊本鎮還為我們提供了這份來自1682年9月1日的耐人尋味也略顯誇張的報導：

“艾斯萊本的第6號（？）公墓在那晚上出了些怪事：當時正值夜晚，但挖墓人還在辛勤工作，因為連日下來已經有八十至九十人都已不敵病魔逝去，突然間他們注意到公墓教堂，尤其是講壇那裡傳出了極為刺眼的亮光。但當他們朝著烏漆麻黑的墳場走近時卻又有濃霧撲面而來，使他們幾乎無法看見彼此，他們認為這是某種不祥之兆。可怕的邪靈就是這樣沒日沒夜地嚇唬人們，還有齜牙咧嘴的小妖精以及一大堆白幽靈與鬼怪在作亂。”（註18）

同一份報導接著還繼續說道：

“當哈特老師在痛苦中嚥下最後一口氣時，他的喉嚨竟吐出了一團藍色煙霧；就連其他人也有大同小異的情況。藍色煙霧不斷從艾斯萊本家家戶戶的山形牆中飄出，因為到處都有居民病逝。聖彼得教堂那還有一團藍色煙霧盤旋在天花板附近；現在教會已經被棄置，或者更貼切地說是整個教區已經崩潰了。”（註19）

這些“霧”和瘟疫毒素似乎能與正常空氣中的溼氣相混合，並化為晨間的露水。當時的人們還被告誡要做好以下的防範措施：

“如果烤好的麵包放在木桿上沒取下來過了一夜，到了隔天早上它就會發霉並發綠泛黃，這時絕不可以食用。如果家禽和狗吃了它們必會斃命，如果家禽喝了露水那麼也是死路一條，因為瘟疫已經無所不在。”（註20）

正如前述，致命的“霧”與天空中的移動光點顯然有所關聯，但關於那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惡臭還有其它方面的記載。例如，弗里斯特斯・阿爾科馬尼諾斯就記下了他與一頭甚為怪異的“鯨魚”的奇遇：

“其長28英尺（105公尺）並寬14英尺（33公尺），牠是被大浪從西邊的海域捲來艾格蒙特的岸邊，顯然已經無力再回到海裡；牠散發出厚重的毒氣，艾格蒙特及其鄰里不久後便爆發了嚴重流行病。”（註21）

阿爾科馬尼諾斯先生沒有更加詳細地描述那頭鯨魚實屬遺憾，因為牠非常有可能是類似於在當今曾被目擊過駛入和飛離水中的UFO的飛行器。從另一方面來說，馬爾科馬尼諾斯先生口中的鯨魚當然也可能其實沒什麼：真的就是一頭已經腐爛的鯨魚恰好就在瘟疫爆發前被捲上岸邊。

不過不可輕忽的是，歷史上有其它很多流行病都被認為是汙濁的霧和髒空氣所致。在古羅馬瘟疫盛行期間，名醫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37）就指出真正引發疾病的實為因大氣變化造成的身體紊亂。為了應對這一點，希波克拉底還命人搭建巨大的公共篝火，因為他相信熊熊烈火有助於淨化空氣。

希波克拉底的建議後來也被急於治療瘟疫的中世紀醫生採納。現代醫生對希波克拉底的這個建議只有嗤之以鼻，然而，這麼看待希波克拉底的前提是他真的對引發瘟疫的真兇一無所知。事實上，如果瘟疫確實是由充滿細菌的霧所引發，那麼巨大的戶外篝火就的確是可以接受的抵禦手段。因為針對瘟疫的疫苗尚未發明，所以人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利用火來燒掉那些致命的“霧”。因此，希波克拉底和沿用他的建議的人確實可以挽救一些人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歷史上曾被奇怪且致命的霧傳播的疾病還不只有鼠疫和肺炎，因為駭人的腸道疾病霍亂其實也應該被算在內：

“當正航行在黑海的女王陛下的不列顛尼亞號在1854年傳出霍亂時，有幾名官兵都言之鑿鑿地堅稱在疫情出現之前曾有一團怪異的黑霧吹拂過海面和船隻。在那霧才剛剛開始有些散去時，第一起病例便出現了。”（註22）

另外，英國在1832年和1848-1849年爆發霍亂時也有關於藍霧的記載。

如前所說，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瘟疫往往都具有相當的宗教意義。就連在《聖經》裡瘟疫都被認為是耶和華懲罰惡貫滿盈的人們的方式。在黑死病爆發前曾出現過許多“預兆”，而且其中很多都類似於《聖經》記載過的“預兆”：

“恐怖的黑死病讓人們難以忘懷的其中一點就是那最終導致瘟疫爆發的一系列前因後果，14世紀的瘟疫記錄記載了在1348年傳出疫情之前發生過的種種類似於十災的災厄：大氣破壞、風暴、反常的蟲害以及天體現象。”（註23）

除此之外，鼠疫形式的瘟疫無疑也與“上帝”在《舊約》中曾降下的懲罰極為相像：

“耶和華的手重重加在亞實突人身上，敗壞他們，使他們生痔瘡。亞實突和亞實突的四境都是如此。”

——《撒母耳記上》5:6

“...運到之後，耶和華的手攻擊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驚慌，無論大小都生痔瘡。”

——《撒母耳記上》5:9

“...於是打發人去請非利士的眾首領來，說：願你們將以色列神的約櫃送回原處，免得害了我們和我們的眾民！原來神的手重重攻擊那城，城中的人有因驚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瘡。合城呼號，聲音上達於天。”

——《撒母耳記上》5:11-12

根據記載，瘟疫的出現通常還會伴隨著雷鳴，這使得中世紀黑死病的宗教意義又得到了加強。這些聲音聽來實在與《聖經》裡對耶和華現身的描述很是相似。有意思的是，這些現象也不乏出現在ㄧ些UFO目擊事件中：

“在義大利正被瘟疫肆虐不堪的1565年，那時人們無論是在白晝還是深夜都能聽見宛如大軍駛過的噪聲。在德國的許多地方也能聽到怪聲，好似一輛柩車在自己穿過街道一樣...”（註24）

伴隨天空異象的類似噪聲也出現在了英國那邊與瘟疫有關的目擊事件裡。下面的引述談及了一個被人們目擊長達一個星期的物體，可能真的是彗星或行星（如金星）；然而，至於其它物體卻仍只能被以“無法解釋”帶過。

歷史學家沃爾特・喬治・貝爾就考察了各種這一時期的記載，並總結道：

“在1644年12月的一天深夜，倫敦市民都屏氣凝神地目睹了一顆光彩奪目的星星，隨後人們對此一直‘議論紛紛’。國王查理二世和王后也從白廳的窗戶望見了它。這顆星星從東方升起，但沒有升到很高，然後就在大概是兩三點鐘方向的位置於下沉到西南方的地平線之下。一兩個星期後，從維也納寄來的信件也提到了像彗星一般的物體，而且它看起來就好似‘飄浮在空中的棺材’，令眾人都感到惶恐不安。

艾爾福特那裡也傳出了嚇人的異象，證人們聲稱他們看見天空中出現一團大火，而且還發出像是大砲還有火槍的聲音。一份發生在2月某夜的報告還記載稱有數百人親睹怪火持續現身一個小時，其似乎是從白廳掠過聖雅各，然後又回到白廳，最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3月的一天，一顆耀眼無比的彗星突然在午夜剛過的兩個小時後現身，直到白天。隨著這些不祥之兆不斷出現，倫敦之後果然迎來了那場大瘟疫。”（註25）

還有ㄧ些比較不是那麼頻繁的“預兆”也會伴隨著黑死病一再出現。其中有一些現象一看就知道是造謠生非。不過很重要的是，這些莫須有的紀錄並不流行，鮮少被它們所屬的社區之外的地方報導。

前述的引述提供了UFO（即監護者社會）利用致命病毒來對人類狠下毒手的證據。當我們考慮起某些現代UFO接觸者聲稱他們從UFO社會那裡捎來的要轉達給人類的信息時，這份證據就會更顯得值得深思。有些接觸者宣稱UFO是為了幫助人類而來，而且UFO還會消滅地球上的一切疾病。據說UFO文明本身就已經杜絕了疾病。但如果監護者文明確實如此健康，那恐怕也只是因為它沒有拿細菌武器來朝自己開刀。如果UFO真心希望能讓人類變得健健康康，那也許他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別在將傳染性生物製劑噴灑到空氣中了。

黑死病不僅造成無數生靈塗炭，而且它更為人們的心理和整個社會帶來了創巨痛深。過去的人們無不相信那些流行病都是上帝在懲罪，大家也因此都變得委靡不振。人們開始自然而然地指責自己又指責鄰居的罪惡，並竭力想要弄清他們究竟是做錯了什麼才會如此罪有“應得”。但即使瘟疫真是刻意降災，它也幾乎沒有讓人類轉而變得更加善良。畢竟，瘟疫造成的社會與心理影響只產生了反效果。

大規模死亡造就的痛苦與絕望沉重地打擊了人們的倫理道德。在那個走投無路的局勢，已經沒有什麼人還會再關心他們的行為對錯與否，因為不管怎樣他們都難逃一死。靈性價值觀在中世紀那恐怖的瘟疫氛圍下徹底一蹶不振，但心理異常的情況卻是急劇增加，同樣的結果也能在戰爭時期觀察到。儘管諸如《聖經》和其它宗教的著作都強調，由“神”授意的天災人禍最終將能令人類在美德與精神上更趨完美，但最後的結果卻總是截然相反。另外，慘絕人寰的黑死病還掩蓋了發生在疫年的另一起災難性事件：基督徒再次企圖將猶太人屠殺殆盡。由於關於猶太人向水井投毒導致瘟疫發生的謠言四起，深受流行病之苦的基督徒社區很快便對猶太人產生了強烈的仇恨。

有很多基督徒都參與了種族滅絕活動，如果不是超過的話，那這場暴行大概也屠殺了和納粹在20世紀時一樣多的猶太生靈。《科里爾百科全書》就這麼寫道：

“這個國家（德國）...可能是最無法無天的屠殺現場，遍及整個國家的掃蕩活動一直此起彼落。這樣的慘劇在1348-1349年的又名黑死病的恐怖瘟疫大盛行期間達到頂峰。也許他們因為擁有醫學知識和衛生生活方式所以更不容易染病，猶太人反倒因此被荒謬地指責是瘟疫的罪魁禍首，數以千計無分大小的猶太社區皆被夷平，要不就是被折騰得僅剩寥寥數人。

自此之後整個國家只剩下少數倖存者，他們主要是留在小範圍的主權地域，那些地方會出於他們帶來的經濟利益而保護甚至是鼓勵他們移民。較大的德國猶太社區已屈指可數，例如在法蘭克福或沃姆斯，那些社區自中世紀以來便一直在頑強地負隅求生。”（註26）

德國的貿易公會經常煽動種族滅絕事件，所以這些公會自己也將猶太人排除在外。而且有許多公會其實就是古代兄弟會行會的直系分支。事實上，在14世紀時兄弟會組織和歐洲貿易公會仍然相當重疊，在公會中佔據領導地位的人往往也是其它兄弟會組織的一員。如果不直接被算是始作俑者的話，這又是一個腐化的兄弟會網絡如何推波助瀾歷史上的重大種族滅絕的例子。

德國也並非是唯一一個大肆屠戮猶太人的國家。同樣的情景在西班牙亦上演過。西班牙半島的大部份地區在1391年就發生過對猶太人的屠殺暴行。

雖然竦懼不已的基督徒可能會甘心投身於這些令人髮指的暴行，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其實並不總是能得到教宗的支持。例如在1342-1352年擔任教宗的克勉六世就曾嘗試保護猶太人免於屠殺。克勉六世發佈過兩次詔令公告猶太人的清白，並呼籲基督徒應該停止迫害。然而，克勉六世的努力最後收效有限，因為那時已有許多秘密公會組成了反教宗陣營。而且克勉教宗也沒有撤除宗教裁判所，結果宗教裁判所反倒助長了可能會引發這種屠殺的社會氣氛。

瘟疫，宗教裁判所以及種族滅絕的組合提供了啟示預言需要的所有元素。這時的天主教已然搖搖欲墜，因為許多神職人員皆命喪瘟疫，而且教會無力遏止“上帝之疾”也讓人們紛紛對其大失所望。有很多人都開始宣稱“審判日”已迫在眉睫。預言就將要成真，嶄新的“上帝使者”會在動盪中降臨並為人們帶來烏托邦。這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彌賽亞教誨與宣告深深觸動著水深火熱的歐洲人，同時它還帶來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變革：新教改革。

伊甸園之神（17）飛越美洲的神

伊甸園之神（17）飛越美洲的神

Flying Gods Over America

飛越美洲的神

在十字軍東征時代，地球的另一頭當然也沒有閒著。偉大的文明這時已在美洲大陸開花結果。

研究古代美洲的歷史並非易事，因為幾乎所有來自那些文明的原始史料都已在數個世紀以前被悉數摧毀。正因如此，歷史學家經常得糾結於一些枝微末節，例如年代上的疑義。打個比方，關於偉大的瑪雅文明究竟是興起於何時就有30000年前，12000年前甚至是只不過是700年前等不同主張，不過在本書中我會參照現代歷史和考古學家最普遍接受的年份。

許多考古學家相信，北美大陸的第一個重要文明乃是墨西哥的奧爾梅克社會，據信它是從公元前800年一直蓬勃發展直到前400年。除了他們留下的矚目遺跡，包括巨大的金字塔之外，對於奧爾梅克文明我們真的是知之甚少。但金字塔的存在卻是一個表明舊與新世界早在公元前就有過互動的強力證據。

據說正是奧爾梅克文明催生出了大名鼎鼎的瑪雅文明。從墨西哥一直延伸至中美洲都是瑪雅文化的範圍，而且這個文明還從公元前300年左右持續興盛至公元900年。與奧爾梅克人一樣，瑪雅人熱衷於興建金字塔。令人出奇的是，有些瑪雅金字塔的石灰石飾面簡直與早期的埃及金字塔極為相似。此外，瑪雅人也會像埃及人那般製作木乃伊，而且他們亦抱持著類似的來生信仰。

據歷史學家雷蒙德・卡地亞（Raymond Cartier）指出：

“在令人欽佩的瑪雅藝術裡還可以發現其它與埃及的類比情形。出現在他們的大型壁畫，一般壁畫以及花瓶裝飾上的人都帶有明顯的閃米特（美索不達米亞）特徵，在那些描繪中他們從事著各式各樣的活動：農業、漁業、建築、政治還有宗教無所不乏。埃及也以同樣活靈活現的方式描繪過這些活動；但瑪雅人的陶器卻又讓人不由得聯想起伊特拉斯坎人（一個古義大利文明）；他們的浮雕也讓人想起印度，甚至是那些巨大而陡峭的階梯形金字塔神殿也與吳哥窟（柬埔寨的印度教聖所）的非常相像。

要嘛他們是從外界汲取靈感，要嘛就是他們的大腦生來就有這些概念，總之他們採用了與歐洲和亞洲的其它偉大古文明相同的藝術形式。因此，我們可以說文明就是從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開始興起，然後逐漸向外傳播，就像森林火災那樣的嗎？還是說文明是在世界各地分別自發出現？是否有某些種族曾扮演過導師的角色，然後其他人則是學生，或者大家都是自己摸著石頭過河？一切究竟是始於孤立的種子，還是一棵向四周蔓延出枝條的母幹？”（註1）

若說美洲文明是獨立於舊世界社會獨自茁壯實在有些牽強，但榮格的“集體潛意識”理論也難讓人心服口服。種種令人瞠目結舌的相似性皆表明，美洲文明肯定是整個全球社會的一部分，即使古美洲原住民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類似的情況其實在今天也多有所見。我們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城市都能發現現代摩天大樓，而且它們無論在哪裡看起來都大同小異：從新加坡到非洲再到美國比比皆是。所以，實在不必對能在偏遠的非洲國家看到一座與芝加哥的幾乎毫無二致的高聳玻璃摩天大樓大驚小怪。

然而，每個國家的周邊文化仍可能會有很大不同，這也說明了非洲的摩天大樓並不是本土文化，而是全球影響下的產物。類似的全球影響顯然在一千多年以前也同樣存在，瑪雅與埃及文化的相仿之處已足夠證明。這種全球影響似乎與監護者社會關係密切，因為一旦我們回顧起古老的美洲文獻，我們就會再次碰見我們的監護者老友。

古美洲人把監護者視為來自其它世界的類人“諸神”加以崇拜。如同東半球的情況，在美洲的監護者也替自己披上了一件神話斗篷。同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一樣，監護者在美洲的僕從就是祭司，作為人類與天外主人之間的溝通橋梁的他們自然也掌握著不可小覬的政治權力。有鑒於此，在古美洲發現兄弟會出沒的證據著實不應令人感到吃驚。舉例來說，蛇在整個古西半球就是相當重要的宗教符號。有些共濟會歷史學家甚至還舉出了共濟會儀式出現在前哥倫布社會的證據。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W・諾曼・布朗教授（W. Norman Brown）在他的著作《卍：納粹宣揚的雅利安起源考》（The Swastika: A Study of the Nazi Claims of Its Aryan Origin）的第27頁裡就對兄弟會的卍符號如此評論說：

“卍居然會出現在前哥倫布時代的美洲實在很令人疑竇。可是這個符號在北，中還有南美洲確實屢見不鮮，而且還有多種變體。”

就歷史來說，美洲文明也與舊世界相差無幾。兩者同樣都歷經過數不清的戰爭，種族滅絕以及災難。各種城市和宗教中心在古美洲來來去去，只有建造金字塔的熱誠始終不曾消退。來自瑪雅社會的托爾特克文明的城市亦傳承著金字塔建築傳統，令人嘖嘖稱奇的墨西哥太陽金字塔即是該文明的傑作。這座金字塔遠比埃及大金字塔還要寬大，而且與後者一樣精確無比。

隨著西班牙人在16世紀開始入侵美洲本土，他們蓄意摧毀了古美洲文化的幾乎所有東西，除了黃金和貴金屬都被運回西班牙。當時宗教裁判所正如日中天，而西班牙就是它最狂熱的擁護者。

古美洲人被認定是異教徒，所以基督教傳教士爭先恐後地搗毀了所有與美洲宗教有關的紀錄和文物。令人遺憾的是，其中還包括了無價的歷史與科學文獻。這股打砸搶運動簡直就猶如過去的基督徒將亞歷山大圖書館付之一炬：人類的古代歷史也因此在很多地方都變成了“完全沒有畫面”。所以，對於瑪雅人我們才始終是一頭霧水。

譬如說，瑪雅人曾一度建造了許多讓人嘆為觀止的宗教中心，但最終它們卻全都被棄之不用。有些歷史學家指出這種放棄極為突然，但究其原因仍莫衷一是。其他有些人則認為，它們在逐漸被竣工的同時瑪雅社會也已經開始衰落了。另外，瑪雅人還有進行人類獻祭的傳統，有些歷史學家相人祭是罕見的儀式；但也有些人主張獻祭根本是徹底的種族滅絕行為，一年下來就要動用到5萬條人命。所以，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有一本據稱記載了古瑪雅人信仰的典籍其實已經浮出了水面。這部作品就是《波波武經》（“議會之書”），雖然它並非真的是一本古籍。

這部作品的作者是16世紀時的一位匿名瑪雅人，後來道明會的神父法蘭西斯科・席梅內茲（Father Francisco Ximenez）將其翻譯成了西班牙文。席梅內茲的譯本最初是在1857年於維也納出版，而且這也是《波波武經》現存最早的版本。

據說《波波武經》是瑪雅信仰與傳說的集合，它們在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口頭傳承著。然而，顯然有許多基督教思想也被收納進了作品裡，不過這到底是原始的匿名瑪雅作者還是席梅內茲神父所為，又或者是兩者皆有已不可考。《波波武經》同時還包含了很多與所謂的創造人類故事相混合的純粹虛構故事。

儘管如此，《波波武經》還是有值得一提的片段，因為它們再次復述了我們在其它地方曾見過的宗教與歷史主題，但卻又比基督教文本裡的更加複雜難懂。《波波武經》中的那些主題是被以古瑪雅人的多神背景來呈現的。

據《波波武經》記載，人類是以奴僕的身份被“諸神”創造出來。下面是關於這些“諸神”的引述：

“讓我們令他滋養和服侍我們！我們到底該怎麼做才能招得祈求之聲，以便在大地名垂千古？我們應該用我們的第一個造物來試一試，我們造出的第一個生物；但我們無法讓他們讚揚和敬拜我們。所以，那我們就讓順從且恭敬的人來滋養和服侍我們吧。”（註2）

據《波波武經》所說，“諸神”在創造智人之前還曾製造過一種被稱為“木頭人”的生物。而且那些無論是外貌還是言行都很像人類的奇怪木頭生物還“到處繁衍生息，既生兒也育女...”（註3）

不過，即使如此他們卻仍不夠格擔當“諸神”的奴僕。為了解釋這是為什麼，《波波武經》這時就提到了甚至在基督教中都不曾被表述過的複雜靈性真理，但這在更早以前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本裡曾經出現過。“木頭人”沒有靈魂，套《波波武經》的說法，他們永遠只能“漫無目的”地在大地上遊蕩。換句話說，由於沒有用以驅動身體的靈魂（精神實體），所以諸神最終才發現他們只是創造出了一群可以繁殖，但卻缺乏智慧來實現目標或方向的生物。

於是，“諸神”摧毀了他們一手創造的“木頭人”，並重新召開冗長的會議來確定下一次實驗該使用何種形狀和構造。最後，“諸神”終於製造出了可以讓精神實體附著在其上的生物，這種嶄新且經過改良的生物當然就是智人。*

＿＿＿＿＿＿＿

* 依照蘇美爾文本，智人與監護者在身形上頗為相像。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波波武經》中的“諸神”能在智人而非其它類型的生命身體上取得成果：因為精神實體會更偏好於他們以前居住過的身形。

然而，創造出智人對監護者來說卻成了本末倒置之舉。這是因為根據《波波武經》，最早被創造出來的智人實在太過聰明且精通多種能力！

“他們（最早的智人種族）被賦予了智慧；於是他們變得能夠遠目眺望，他們變得洞悉了森羅萬象。他們一睜開眼，就領會了周圍的一切，所以他們開始反過來思慮起了天國的拱門與地球的圓面。”

但創造者和製造者卻不樂見於此。“我們的作品不應該是這樣；他們現在已對一切瞭然於胸，無論是大事還是小事，”他們如此說到。（註4）

顯然必須趕緊做些什麼。人類（而且從暗示中可以得知，精神實體確實在驅動著人類的身體）的智力水平一定得要被有所箝制。人類必須被變得更傻頭傻腦：

“我們現在該如何是好？就讓他們變得只有鼠目寸光；讓他們在大地表面的眼界所及變得僅剩小小一隅！他們的談吐令人無法坐視。他們難道不應該好好當個自然界裡的小東西嗎？難不成他們要與神比肩？”（註5）

《波波武經》隨後透過象徵性地方式說明了監護者對早期智人動了什麼手腳，好藉此降低人類的智力智性視野：

“然後，天國之心將霧氣吹入他們的眼睛裡，

當他們呼進這氣體時，視線頓時變得模糊不清。

他們的雙眼被蒙蔽，目光已淺短得大不如前。

這麼一來，那四個人（最初的智人種族）的智慧與所有知識蕩然無餘了。”（註6）

上述的段落簡直就是在附和著《聖經》裡亞當與夏娃的故事，在後者的版本裡有一把“四面轉動的劍”被擺設來阻止人們追求重要的知識。這也暗示了監護者只打算讓人類繼續愚昧無知，永遠無法真正瞭解這個世界。

《波波武經》還有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元素，那就是它其實還提及了《聖經》巴別塔故事的“語言混亂”主題。據《波波武經》所載，“諸神”有各自不同的語言，後來為新“神”所統治的古瑪雅人也被迫跟著依樣畫葫蘆。看來，即使是在新世界的人類也還是被監護“諸神”劃分成了不同的語言群體。

在西班牙人於15世紀登陸美洲的時候，監護“諸神”已經在表面上淡出了人類事務，這樣的情況持續了數個世紀。儘管在世界各地依舊會有目擊到UFO的紀錄，但人們也已不再把它們視為“諸神”的戰車。

監護者變得愈發低調，好似他們實際上已經離開地球，歸返故里。不幸的是，他們其實並未真的遠去，也許會是最駭人聽聞的下一章將會詳盡說明這點。

伊甸園之神（16）彌賽亞之謀

伊甸園之神（16）彌賽亞之謀

Messiahs and Means

彌賽亞之謀

對某些人來說，像我們這般靈性知識與自由都遭到歪曲的全球文明，無疑是一個宣揚關於靈魂及其與宇宙之間的關係的可用與可理解知識體系的好地方。因為可驗證的精神現象不會因為人或時間的關係而有別，所以很可能所有的靈性實相其實都是根植於一貫的法則與公理，就好比是天文學或物理學定律那樣。如果有人能夠發現並有條不紊地勾勒出這些法則和公理，那他或她必將能夠因此成就一番事業。這些發現完全能夠開闢出一項全新的科學。既然如此，那麼這樣的人是否夠格被稱為“彌賽亞”呢？

有許多偉大的宗教都曾許下關於“彌賽亞”的承諾，無論它們是屬於反者還是監護者。不過“彌賽亞”這個單詞本身其實有不止一種含義，從最簡單的“導師”到“解放者”無所不包。總之，不管是成功建立起一套靈性科學還是確實為人類帶來靈性解放的人，都絕對可以被稱作“彌賽亞”。

放眼歷史，有成千上萬人曾宣稱自己就是“彌賽亞”，要不就是雖然他們自己沒這麼說，但卻被別人冠上了這個頭銜。這些關於彌賽亞的嚷嚷多半是源自於過往的預言，例如佛教的彌勒傳說，《啟示錄》的“復臨”預言還有瑣羅亞斯德或希伯來先知的啟示教義。有很多人是以徹底懷疑的眼光來看待那些彌賽亞主張；至於其他人則成為了被他們相信是宗教預言實現者的狂熱追隨者。如此一來一個問題就出現了：歷史上究竟是否曾經，或者說在未來還到底會不會出現一位真正的彌賽亞？再者又該如何確定哪個人就是那一位呢？

任何一個能成功樹立靈性科學的人顯然都有權享有“導師”意義上的“彌賽亞”之稱。但這並不摻有任何神秘或啟示：這純粹只是一個人發現了些東西，然後決定將之分享與他人。一旦這樣的知識開始一傳十十傳百，進而促使大規模的靈性救贖發生，那麼我們這時就算是迎來了“解放者”或“預言彌賽亞”的層次。可是市面上有如此之多不同的預言和各種詮釋，我們究竟該如何從中辨識出真正的解放者呢？

答案其實一點也不難：首先那位解放者必須成功。那個人必須不枉這個頭銜；而且它不能是被神所賦予的。

這是一個非常冷酷且嚴峻地鑒別法。它撇除了通常被與彌賽亞預言攪和在一起的魔法與神秘主義，並強迫要求所有據稱是彌賽亞的人必須帶來和平與靈性救贖，因為除非有人說到做到，否則這些預言就永遠不會實現。所以，解放者必然得要想辦法克服擋在這些目標前面的障礙，這是一個人人稱羨但卻最為任道而重遠的任務之一。我們只需要回頭看看過去的那些“解放者”就能知道，選擇承擔這項任務的人得面臨一條艱苦的漫漫長路。

至今為止仍沒有人在這條路上貫徹始終，但它依舊是最值得天賦異稟的天才迎接的挑戰。 

伊甸園之神（15）穆罕默德

伊甸園之神（15）穆罕默德

Mohammed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出生於大約公元570年，就像耶穌一樣，他的一生事蹟中有很多空白，特別是在他的童年和成年初期。為了填補這些缺失，有些歷史學家便假設穆罕默德可能是一個在幼時被親戚收養的孤兒。

眾所週知，他在25歲時迎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婦，ㄧ些傳記作家認為他在日後的二十五年裡一直是作為一名商人為他妻子的商業事業工作，不過這並不能完全確定。最後，穆罕默德就在40歲時搖身一變成為了宗教先知和勢如破竹的新宗教運動領袖。

根據穆罕默德自述，他的宗教使命乃是始於一道幻象。這次異象發生在一座靜僻的洞穴裡面，穆罕默德經常到這裡來進行禱告和沉思。在這次異象中現身的是一位“天使”，他是特別帶著僅向穆罕默德透露的信息而來。不過，這次並不僅僅是一個天使這麼簡單，因為他自稱自己是加百列——基督教最重要的其中一位天使。

穆罕默德自己曾這麼描述過這場會面：

“《古蘭經》（伊斯蘭教的聖書）是獨獨授予他的啟示*

一個令人顫抖的力量教給了他智慧。他甚至能夠屹立不搖地挺身在地平線的頂端。

然後他一步步走近，到了只剩兩把弓箭長，甚至是再近一些——

接著他便向他的僕人透露了他的所見。

＿＿＿＿＿＿＿

* 穆罕默德用第三人稱的“他”來代稱自己。

《古蘭經》也復述了這個故事：

“這是一個有權柄的信使的話，他被賜予了大能，擁有主之王座的神通，天使皆順服，忠實於他的真誠，你們的同胞絕不是著了鎮尼（精靈）的魔；他能清楚看見自己就在地平線上。”

當天使加百列命令他“誦讀！”時，穆罕默德已經處在了一種半夢半醒或者說是恍惚的狀態，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字一句記錄天使曉諭的信息。天使對穆罕默德發號施令，就好像過往監護者向《舊約》裡的以西結和寫下《啟示錄》的“約翰”所做的一般。當穆罕默德清醒過來時，他可以感覺到天使的話語已經“銘刻在了他（穆罕默德）的心裡。”這句話非常重要，因為它表明了一如以西結，約翰甚至可能還包括君士坦丁，穆罕默德也被下了藥和遭到精神篡改，以便使信息能更刻骨銘心的植入在他腦海中。

穆罕默德所接到的神諭內容是關於一個被稱為“伊斯蘭教”的嶄新宗教，這個名字的意思是“順服”，亦即這個宗教的追隨者都必須順服真主。正因如此，穆罕默德的信徒又被稱作“穆斯林教徒”（Moslems），這是派生自“穆斯林”（muslim，順從者）。毫無疑問，伊斯蘭教也是一個旨在奴化人類的監護者宗教。

在伊斯蘭信仰中，至高存有被稱為“阿拉”，穆罕默德相信其與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耶和華是同一位上帝。《古蘭經》有兩個格外重要的主題分別是對於審判日的預言以及對充滿“烈火硫磺”的地獄的描繪。穆罕默德尊奉摩西與耶穌是阿拉譴來的前兩位使者，同時他也宣稱伊斯蘭教是真主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啟示。所以，所有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有責任改信伊斯蘭教。但希伯來人和基督徒往往不屑於與穆罕默德攜手合作，畢竟他們已經在各自的啟示文學中被警告過了危險的“假先知”會出現。於是，堪稱史上數一數二慘無人道的鬥爭就開始了。

與過去的眾多監護者宗教沒有絲毫區別，伊斯蘭教同樣不允許人們自行選擇是否皈依。穆罕默德為此制定出了一個征服大計，他將向人們證明究竟該走哪條路比較明智。透過充分發揮猶如大元帥般的權謀，受“真主啟發”的穆罕默德建立了一支軍隊，並據此來讓那些不信者（“異教徒”）紛紛皈依。穆罕默德的天啟大軍血刃了中東大部份地區，包括基督教最重要的中心。這個窮兵黷武的穆斯林帝國最終更打到了印度東部，後來印度教也經此吸收了一些伊斯蘭元素。伊斯蘭教的大肆征服造成了無數生靈塗炭，因為伊斯蘭軍隊樂於犯下駭人聽聞的屠殺，這對他們來說是為人類建立烏托邦的必經之路。

對於大多數被算作是“異教徒”的基督教而言，穆斯林完全就只是一群茹毛飲血的“野蠻人”（“非信徒”）。如此必然爆發的衝突又犧牲了數百萬條生命。在穆罕默德過世五百年後，基督教世界團結一致發動了一場軍事行動，迫使穆斯林讓出聖地，這就是俗稱的十字軍東征。企圖將巴勒斯坦從穆斯林手中解放出來的基督徒十字軍東征是發生在公元1099-1270年那段期間。

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小規模衝突和零星戰鬥在此之前早已屢屢發生，但是1095年這回卻是教宗烏爾巴諾二世親自號召，於是那些小規模衝突最終就變成了把幾乎每一個歐洲基督教統治者都牽涉進來的有組織戰爭。成千上萬名基督徒在聽完教宗承諾的賜福，封地還有征服戰利品後都自告奮勇地加入了十字軍，以至幾乎每一個社會階級都有志願者。對於許多農奴和農民來說，教宗的武裝號召代表著他們逃離封建領主壓迫的一線生機，何況也許還能以暴發戶英雄的身份衣錦還鄉。

儘管十字軍東征可謂旗開得勝，但這場勝利也是伴隨著腥風血雨。這群基督徒在1099年的夏天攻克耶路撒冷，雖然騎士和農民現在可以在基督教旗幟下昂首闊步，並因為他們的美德與氣概接受讚譽，但他們卻經常自甘墮落地犯下諸如屠殺等各種暴行。隨著十字軍在1099年佔領耶路撒冷，他們屠戮了據說超過1萬名非基督徒倖存者。

命喪在十字軍屠刀之下的並不只有穆斯林，因為猶太人也難逃一劫，他們被許多基督徒認為是與穆斯林無異的異教徒。而且對猶太人的屠殺甚至可以從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開始前數起。發生在德國萊茵河的屠殺就是一例；引發這場慘劇的是毫無根據地指控猶太人拿基督徒的孩子進行宗教獻祭的謠言。因此，消滅猶太人也成了十字軍掛心的事情，甚至在東征結束後屠殺活動都仍在持續。

十字軍東征對歐洲還起到了另一層面的影響。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出兵前，教宗額我略七世便層試圖要統一起羅馬天主教會，因為在此之前整個歐洲的天主教會都是一盤散沙，甚至主要都是由非神職人員來維持組織運作；當然，這也才是基督教最早的創始人理想中的組織模式。在烏爾巴諾二世獲選為教宗並號召所有基督徒與邪惡的穆斯林一戰後，那些基督教國王和支持者都開始直接向教宗表達了效忠，這無疑助益了額我略七世曾嘗試過的中央化努力。羅馬教宗的權力正隨著聖戰的膠著與日俱增，有越來越多人都宣誓要忠於教宗。

在十字軍背後自然也有兄弟會的身影。負責領導基督教十字軍的主要就是兩個與兄弟會有著緊密聯繫的威風騎士團：醫院騎士與聖堂武士（“聖殿騎士”）。

“醫院騎士團”是得名於他們在耶路撒冷經營醫院來替朝聖者提供協助，該慈善騎士團是成立於1048年。這個騎士團的宗旨就是守望相助和樂善好施。當第一次十字軍成功奪下聖城後，醫院騎士團也從一夕致富的十字軍那獲得了更豐沛的財政支持。隨著時間過去了七十年，醫院騎士團的領導與宗旨亦在1118年出現了一些改變。

現在他們逐漸改頭換面成了與力圖重奪耶路撒冷的穆斯林作戰的軍事騎士團。為此他們需要一個新名字；所以醫院騎士們後來便被稱為“聖約翰的醫院騎士”，“耶路撒冷的聖約翰騎士”或是更簡潔的“聖約翰騎士”。這個名字源於塞浦路斯國王之子約翰，此人也親身來到了耶路撒冷協助基督徒朝聖者和騎士。

有些人會懷疑醫院騎士團會否是兄弟會組織中的一員，但據說起初確實不是如此。不過，通過採納兄弟會的傳統和頭銜，騎士團後來還是很快就被吸收入了兄弟會網絡。騎士團由一名總大師負責領導，同時也有一系列秘密禮儀與儀式。

緊接著，就在醫院騎士團轉為軍事組織之後的隔年，聖殿騎士團也正式在1119年成立了。聖殿騎士團原名為“基督的貧苦騎士團”，因為他們都發誓要過著安貧樂道的生活。在他們開始駐紮於所羅門聖殿的遺址附近後，他們的名字就被改為了“聖殿騎士團”。儘管聖殿騎士與醫院騎士都有穆斯林這個共同敵人，但這兩個基督教組織彼此的關係卻一直是勢如水火。

聖殿騎士團打從開始就是兄弟會的分支之一，他們既實踐深奧的神秘傳統也沿用許多兄弟會的頭銜，特別是所謂的“總大師”。就像醫院騎士團一樣，聖殿騎士團也從十字軍那裡獲得了豐沃的財富。這份大禮讓聖殿騎士團自此走上了發財致富之道，令其得已在12-13世紀時脫胎換骨成為一棟國際銀行大廈。聖殿騎士向歐洲國王、王子、商人甚至包括一位穆斯林統治者借出了多筆巨款，不過騎士團大部份的財富都是存放於他們在巴黎和倫敦的聖殿，這些城市也是因此才能夠擠身成領頭的金融中心。

在耶路撒冷最終失陷，也就是穆斯林在1291年扳回一城後，這兩個騎士團的命運也就此大為改變了。聖約翰騎士團（醫院騎士）被迫逃出聖地，他們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一直生活在幾座島嶼上。隨著落腳處變了，現在名字也要跟著易撤，所以他們才遷移到羅得島後便自稱為“羅得騎士團”，再次轉戰陣地後又變成了“馬耳他騎士團”。後來，馬耳他騎士成為了地中海一帶的主要軍事和海軍勢力，直到他們在1789年被拿破侖打得丟盔棄甲。

經過俄羅斯沙皇保羅一世的臨時庇護後，馬耳他騎士團的總部在1834年透過教宗利奧十三世的幫助改遷往了羅馬。今天他們正式的名稱是“馬耳他主權騎士團”（SMOM），而且還自成了一個世界上最小的國家。位於羅馬市中心的圍牆飛地的SMOM仍然保留著主權國家的地位，雖然新任總大師的任命得經過教宗批准。SMOM至今仍在全球各地經營醫院，診所還有痲瘋病收容營，而且它還積極協助反共事業，並在政治，商業以及情報圈中發揮著驚人影響力，真是麻雀雖小但一點也不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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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OM最近的美國成員包括了已故的威廉・凱西（CIA主任）、李・艾科卡（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總裁）、亞歷山大・海格（前美國國務卿）和威廉・A・施賴爾（美林證券總裁）。

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征服結束後的際遇甚至還不如醫院騎士團。他們先是被迫同醫院騎士團一起逃往塞浦路斯，然後聖殿騎士團就自個兒回到了他們在歐洲的聖殿據點（“聖殿騎士團的地方支部”）。由於沒能在聖地力挽狂瀾，聖殿騎士團遭遇了排山倒海的批評，甚至還有傳聞指控他們正在從事異端與違背道德的行為，例如有人就指證稱聖殿騎士會在入團儀式上朝十字架吐口水，還有強迫成員進行同性戀行為。就在圍繞著聖殿騎士團的爭議正鬧得沸沸揚揚之際，法國國王腓力四世更在1307年下令逮捕所有王國境內的聖殿騎士，並對他們施以嚴刑逼供。

五年後，教宗也發佈了解散聖殿騎士團的詔令，有許多聖殿騎士紛紛遭到處決，包括總大師雅克・德・莫萊，他在1314年3月11日被拖到巴黎聖母大教堂前施以火刑。聖殿騎士團的財產幾乎全被掠奪並轉交給了醫院騎士團，醫院騎士與聖殿騎士長久以來的恩恩怨怨至此終於劃下句點，醫院騎士團成了最後的贏家。不過，醫院騎士團的勝利也絕非僥倖，因為教宗那方人馬在當時就已經鄭重地討論過要合併這兩個騎士團——雖然這在那時看起來簡直是天方夜譚。

儘管如此，聖殿騎士團卻猶如一條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據共濟會歷史學家艾伯特・麥基指出，聖殿騎士被從天主教歐洲逐出後在葡萄牙得到了迪尼什國王的庇護，他們在那裡得已享有一如往昔的權利與特權，穿著同樣的裝束以及服從和從前相同的律令。准許重建聖殿騎士團的詔令讓他們在葡萄牙成功東山再起，教宗克雷芒五世批准了重建計劃，同時他還發佈了一道教宗詔書（即官方公告）指示聖殿騎士改組“基督騎士團”。之後，那群聖殿騎士或“基督騎士”也將他們制服上的十字架從馬耳他八角形十字改成了官方的拉丁十字。

聖殿騎士很快地就在他們的新家再次變得權傾一時。在1420年，國王約翰一世甚至授權基督騎士去管理葡萄牙在東印度的資產。後來的葡萄牙君主又進一步擴大了騎士們的所有權，使得幾乎任何只要是被騎士們發現的新國家都可以歸他們來管。由於基督騎士團變得如此樹大根深，據艾伯特・麥基說，這甚至讓幾位葡萄牙國王不得不透過直接接任總大師的職位來抗衡騎士們的影響力。基督騎士團就是這樣在葡萄牙的幫助下僥倖生還直到18世紀，這時聖殿騎士這個名字又再次出現在了世人面前，而且還在風風雨雨的歐洲政治事務中又一次扮演起要角，這我們在後面就會看到。

在十字軍東征中還有第三個也很有必要一提的基督教騎士團：條頓騎士團。條頓騎士團最初的全名是“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弟兄聖母騎士團”。如同醫院騎士團，條頓騎士團也是出於慈善目的成立，他們在耶路撒冷經營幫助向聖地朝聖的基督徒的醫院。後來條頓騎士團在1198年3月被賦予了騎士組織的職階，他們的軍事生涯便是從這時展開。條頓騎士也和聖殿騎士一樣過著半修道士式的生活，他們自有一套入團儀式，並有負責統馭的總大師。而且條頓騎士團只允許條頓人（日耳曼人）加入其中。同樣的，他們亦總是與醫院騎士團和聖殿騎士團相煎何急。

在十字軍東征時期，當兄弟會的軍事組織正英勇地帶領基督教軍隊與穆斯林作戰時，兄弟會網絡中的其它團體其實卻也暗地在另一頭號召穆斯林前去與基督徒廝殺！在數個投身於伊斯蘭教的大業的兄弟會分支裡，毫無疑問其中有一個最能引起我們的興趣：阿薩辛派。

繼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撒手塵寰，圍繞著他的繼承人資格屬誰的鬥爭很快就一發不可收拾了。最終這造成伊斯蘭教分裂成了幾個互相角逐的派別，每一派都自恃是穆罕默德真正的繼承者。其中一個這樣的伊斯蘭教派就是堅信“世界末日”傳統的“什葉”派。另外什葉派也信奉著千禧年學說：亦即在審判日結束後將會出現一千年的和平與靈性救贖。然而，什葉派後來又繼續進一步四分五裂，其中一個分裂出來的陣營就是伊斯瑪儀派，而它之後又孕育了阿薩辛派。

伊斯瑪儀派是在8世紀時與什葉派分道揚鑣。基本上，伊斯瑪儀派就是兄弟會旗下的一個秘密社團，有著與共濟會及其它兄弟會組織相仿的會館制度。伊斯瑪儀派的總會館位於開羅，它在那裡實施著一套循序漸進的，伴隨符號與奧祕的啟蒙體系。在總大師的領導下，伊斯瑪儀派詔告了非常堅定的啟示信息，並發下了彌賽亞就要再臨的承諾。

其中有一個隸屬伊斯瑪儀派的成員名叫哈桑・沙巴（Hasan-iSabbah）。據說，沙巴先生是在經歷過一場“嚴重且幾乎致命的大病”後才轉而皈依，他相信真主已經藉此洗滌並給予了他精神上的重生。後來到了1078年的時候，人在開羅總會館的沙巴便向伊斯瑪儀派的哈里發*請求能去波斯宣講伊斯瑪儀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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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發”的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繼承者。所以“哈里發”這個頭銜通常都被用來尊稱那些自封為穆罕默德後繼者的穆斯林一國之君。

哈里發批准了沙巴的請求，條件是沙巴必須支持他的長子尼扎爾（Nizar）繼任下一任（第九任）哈里發。沙巴接受了這筆交易，並在哈里發的兒子繼位後也把自己的新伊斯瑪儀派命名叫了“尼扎爾派”。不過，沙巴的分支在此之前其實早已有了一個更加聞名於世的名字：“阿薩辛派”。

阿薩辛派通常會被視為是一個宗教教派。但更確切地說，他們應該算是一個秘密社團。據共濟會歷史學家艾伯特・麥基所說，阿薩辛派採用了伊斯瑪儀派的組織結構。阿薩辛派同樣實踐著循序漸進的階級制度，並擁有一套秘密的神秘學說。按照麥基先生的說法，阿薩辛派似乎也採納了亦可見於今天的共濟會身上的兄弟會三級制：學徒，技工以及大師。而且阿薩辛派還有一套類似於醫院騎士團與條頓騎士團的宗教密碼，另外它也是兄弟會網絡中的一份子。

阿薩辛組織有一個最著名的事蹟就是他們精通藥物，尤其是大麻，多是用於一些神秘或其它目的。事實上，“assassin”這個單詞就是衍生自“hashshishin”，意為“大麻癮君子”。作為一種體驗神秘啟蒙的方式，阿薩辛派及其它幾個兄弟會團體對致幻藥物都是視如珍寶。

當然，阿薩辛派也是一個握有重兵的軍事組織。總大師沙巴挑選了一座位在伊朗山脈北部的堡壘來作為他的新團體根據地，這座阿薩辛堡壘又被稱為“阿剌模忒堡”，意思是“老鷹的教誨”或“鷹巢”。阿薩辛派在不久後旋即成為了這一地區最強大的軍事與政治勢力，最終波斯與敘利亞的其它堡壘也儘落入他們之手。阿薩辛派既與其它穆斯林組織鬥爭，也一邊與十字軍東征時期的聖殿騎士及其它基督教軍隊作戰。為了戰勝敵人並贏取戰爭，阿薩辛派設計出了他們最臭名昭彰也最令人聞風喪膽的致命利器：“獨行刺客”。

所謂的“獨行刺客”直到今天依舊還會令大多數人心有餘悸。這些刺客往往都是二十至三十歲的年輕狂熱份子，這種人通常絲毫不關心自己的安危，所以非常敢於光天化日之下刺殺重要的領導人。刺殺事件經常會對人們引發很大的衝擊，而且還能夠大大扭轉一個國家的政治方針。

有很多人會以為“獨行刺客”是我們這個時代獨有的產物，為此早已有了一堆冗長的精神病學讀物可供參考。但說實在的，“獨行刺客”實際上是一個擁有超過七百年歷史的政治手段。然而，在七百年前可沒有人會找一堆藉口來解釋“獨行刺客”的成因，不像今天那樣。在當時，“獨行刺客”被明確認為是有效且恐怖的政治與社會控制工具。這就是阿薩辛組織用來在戰爭中求勝、擴展政治影響力、殺戮敵人還有透過勒索謀取厚利的方式。

那麼，阿薩辛組織是如何教唆年輕人去動手殺人的呢？要指使別人殺人絕不是一件易事，特別是兇手還可能會被逮捕並處死。不過阿薩辛組織有方法能夠克服這種人的本能抗拒，然後再編程年輕人前去行刺。其中一位最詳盡描述阿薩辛派的編程手法的先驅就是馬可・波羅，這位著名的13世紀歐洲旅行家曾把自己的旅遊見聞寫成一本暢銷書。儘管有些人批評波羅先生是在胡說八道，但後來的研究卻核實了他在那本名著中描述的幾乎所有東西。

據波羅先生說，阿剌模忒堡的一部分被特意改建為了繁花似錦的秘密花園，是仿照穆罕默德曾描述過的天堂模樣設計。這座花園種植了幾乎每一種可以想到的水果，而且還被用葡萄酒，牛奶以及蜂蜜澆灌。整座宮殿裝飾得猶如神霄絳闕，而且還有一班歌手，舞者和音樂家在那載歌載舞。如果這一地區的有年輕人顯露出了想要成為刺客的意願，那麼他們就會被施以藥物，通常是鴉片或大麻，然後再被帶去秘密花園。他們可以在那裡夜夜笙歌數日，想做什麼都可以，包括與女人同歡。

之後他們就會被再次下藥並送回家裡，這些年輕人都會以為阿薩辛領袖帶著他們遊歷了天堂。如此一來，渴望能夠再次回到天堂的年輕人就會對阿薩辛領袖言聽計從，這些對天堂印象深刻的下屬會被告知說只要他們願意放膽去行刺敵方領導人，那麼他們便能如願以償地回到天堂。年輕的刺客會被指示要在公共場所埋伏，等待受害者經過時用一把匕首了結其性命。因為年輕的刺客經常會被當場擊殺或處死，所以他們都被教導相信這樣的死狀可以幫助他們回到那片記憶中的樂土。

阿薩辛派很快就變得惡名遠播，據傳有一些歐洲國王甚至會向阿薩辛派進貢，以期能免於成為目標。雖然阿薩辛派在歐洲的活躍程度至今仍有待商榷（有些歷史學家認為阿薩辛派的狂熱活動幾乎都集中在中東的衝突地區），但阿薩辛派變得愈來愈令人聞風喪膽卻是不爭的事實。也因為如此，所有企圖刺殺政治領袖的人才都會被通稱為“刺客”或“大麻癮君子”。雖說如此，許多現代的“刺客”其實並不沉溺於大麻，但他們中有很多人卻都表面出了被進行過精神篡改的蛛絲馬跡，關於這點這會在本書尾末時討論。

當時間來到13世紀末，這時蒙古人的鐵蹄已經踏足中東，他們摧毀了阿薩辛派的主要據點。有趣的是，蒙古人也有屬於他們的神秘信仰。阿薩辛派設法在困境中倖存了下來，而且直至今日他們都還存在。據說，現代的阿薩辛派改以和平地方式生活在印度，伊朗還有敘利亞。他們現在的掛名領導人是“阿迦汗”，亦即全世界所有伊斯瑪儀派的精神領袖。據估計，伊斯瑪儀派在今天大概有2000萬名信眾。

由於在1838年對波斯沙阿的叛亂失敗，阿迦汗一世及其人馬被迫在1840年流亡印度。英國在叛亂失敗後向阿迦汗集團提供了印度方面的庇護，那時印度正處在英國的殖民治下。此後，阿迦汗集團便一直在西方社團的精英圈子間遊走。近來的阿迦汗甚至還去過牛津，哈佛還有瑞士接受教育，另外他們也透過在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安排成立中央銀行，從而在國際銀行界中獲得了一席之地。

說來有些巧合的是，就在阿迦汗一世在19世紀初與英國建立關係的時候，“獨行刺客”也是在此時開始作為一個重要的現象出現在了美國。目前已知最早的“獨行刺客”曾試圖在1835年行刺美國總統，非常耐人尋味的是，險些遇害的安德魯・傑克遜還是美國聖殿騎士組織的一員。自此以後，幾乎每十至二十年就會有美國總統成為“獨行刺客”的目標，還有許多西方領袖以及公眾人物也是受害者。雖然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是阿薩辛派潛藏在現代“獨行刺客”的背後，但很顯然他們的手法已經被西方世界中那些與兄弟會互通有無的強力政治勢力給汲取並利用了，我在後面的章節會對此進行更深入地討論。

誠如我們所見，十字軍東征時代實際上可以說是見證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影響著我們的組織的誕生。不過，我們還可以在這份列表裡再加上兩個人人皆知的基督教團體：方濟會與道明會。

・方濟會沿用了阿瑪納的埃及兄弟會祭司的細繩繫腰裝束和禿頂髮型，而且方濟會看起來似乎更為人道些。

・另一方面，道明會卻負責執掌著十字軍最罄竹難書的副產物：宗教裁判所。

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向來都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泯滅人性的機構之一，而它也因熱衷於嚴刑拷打和過分狂熱聞名。宗教裁判所的誕生可以追溯到教宗依諾增爵二世為了打擊法國南部最大宗的異端“阿爾比派”所做的努力。處心積慮地想要消滅該教派的依諾增爵二世甚至還在1208年調動了一支特別十字軍來到法國，隨後為時五年的戰爭也徹底摧毀了這整個地區。十年過後，新繼任的教宗額我略九世仍繼續採取相同的方針，他讓道明會負責來調查阿爾比派。額我略賦予了道明會去揪出並問罪所有倖存異端的全權權力。

在這場聖戰中逐漸壯大的宗教裁判所是一部試圖趕盡殺絕所有異端的反人類機器。在接下來的六百年裡，宗教裁判所在歐洲塑造出的不僅是一層駭人的智識氛圍，同時也是對人倫精神的全面壓迫。各種流言蜚語，含沙射影以及勾心鬥角讓許多人無故被抓去嚴刑折磨和接受信仰審判（即火刑）。這一切造成的社會傷疤直到今天都還清晰可見，以至於不少人對於不同的聲音仍會有種出於本能的恐懼。宗教裁判所煽動社會以最暴力的方式來回應那些不同的聲音，這個世界至今也還沒能完全擺脫那股遺毒。

毋庸置疑，基督教會在十字軍東征結束後歷經了許多改變，使得現在的教會已經完全不是耶穌心目中的人道鬆散宗教。總部設在羅馬的新興天主教（意為“普世的”）已徹底屈服於東羅馬皇帝的“改革”，淪為了只會被耶穌唾棄的對象。

值得高興的是，在宗教裁判所步入歷史後，天主教會終於出現了一些改進，使得它在今天仍然保有許多良好的品性。

也許十字軍東征期間最重要的事件既不是大動干戈或刺客現身，也不是宗教裁判所的成立，而是對於締造和平的努力。

時為1228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正領導著十字軍朝著耶路撒冷疾行。當時，腓特烈與教宗的關係已經來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至於腓特烈本人則是被描述成是這麼樣一個人，

“他是個一反常態地世俗派，是受過高教育的王子，他在政治上與教宗可謂誰也不讓誰，但他也透過聯姻獲得了對耶路撒冷王國的統治權。”（註1）

腓特烈與教宗額我略九世之間的爭端爆發僅僅是他率軍前往耶路撒冷的一年前的事。令腓特烈與額我略爭執不下的癥結始終在於教宗的權力集權問題，腓特烈並不樂見於此，但教宗卻反倒希望加速這一過程。這場爭端最終導致腓特烈被處以破門律——這個判決在1245年被正式實行。

在破門律雖被宣判但還未實行的時候，頑強不屈的腓特烈仍堅持己見，帶著他的十字軍朝著自己的耶路撒冷王國而去。儘管與條頓騎士團關係匪淺，但腓特烈二世卻證明了他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腓特烈並沒有選擇繼續與穆斯林打得至死方休，反而是決定與他們締結和平條約。顯然他認為結束宗教衝突才是對大家都好的做法，而他也確實這麼做了。透過與穆斯林統治者蘇丹卡米爾進行和談，腓特烈成功完成了這個壯舉。在與蘇丹展開談判的那年，腓特烈在沒有教宗的許可下於1229年簽署了一份條約，條約允許耶路撒冷回歸基督徒手裡為期十年，前提是基督徒不得在那部署重兵。這份條約後來順利地生效了。

藉著談判和訴諸理性，腓特烈在一趟短途旅行中就完成了一百三十年來教宗們塗炭無數生靈也沒能做到的偉業。在腓特烈簽署的條約保障下，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在耶路撒冷生活並進行朝聖，與此同時穆斯林也終於得以擺脫基督教軍隊的威脅。

然而，腓特烈的做法卻令許多基督徒和穆斯林領袖都感到難以接受，

“雙方人馬都對這樣的和平方案感到憤恨不平。所以當停戰協議在1239年到期時，聖戰馬上便又再次爆發了...”（註2）*

＿＿＿＿＿＿＿

*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有趣的題外話。腓特烈在簽署完條約後曾試圖讓自己被加冕為耶路撒冷的君主，因為他已被施以破門律，所以天主教當局不會為他舉辦這樣的儀式。然而，腓特烈並沒有被這個技術性困難掐住。他輕而易舉地為自己舉行加冕，然後就回去了神聖羅馬帝國。

我們一定都會很自然而然地想知道，為什麼腓特烈的條約不能再繼續延長或是重新締結類似的協議呢？在多延續長達七十多年的血腥戰爭究竟有什麼意義？何況基督徒最後還因此徹底失去了聖地。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所謂戰爭是人之天性的說法，但我們卻也看見了有人能夠通過努力訴諸理性並與他人攜手合作，藉著有期限的和平條約結束了一百三十年來的混亂衝突。人們確實有追求和平的可能，而且幾乎與他們對戰爭的渴望一樣強大，如果不是更強的話。

既然如此，為什麼穆斯林與基督徒一定要為了那片不值一提的土地鬥得你死我活呢？

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答案其實就藏在穆斯林和基督徒自認他們所為之奮鬥的理想：靈性救贖與自由。他們相信，為了信仰上陣殺敵甚至是光榮赴死就是他們將獲得永恆救贖的保證。歷史已經清楚地向我們表明，靈性自由的吸引力遠勝過其它任何什麼，包括身體的自我保護本能。

在有些時候，人們還可以不惜犧牲自己甚至是摯愛的性命，因為他們深信這麼做將確保他們的靈性圓滿或為他們帶來靈性救贖。對靈性救贖的渴求並沒有隨著真正的靈性知識被歪曲而稍減半分，這也導致了許多人總是願意犯下愚不可及的事情。所以，要想確實解決戰爭禍亂這個痼疾的其中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必須先真正地理解靈性以及確實的康復方式。

當我們看向基督教騎士和穆斯林伊斯瑪儀派的靈性實踐時，我們可以發現在其中參與戰爭往往會被推崇是一種靈性追求。兩邊人馬的戰士都受到了墮落兄弟會的神秘主義誤導，令他們以為手刃自己的人類同胞就可以獲得靈性獎賞。這就是戰爭被編造得非常“靈性高尚”的神話，這個花言巧語向英勇的士兵許諾了永恆的救贖和天國的一席之地。

那麼，如果戰爭的本質根本就不是什麼高尚的獻身的話，那它到底什麼？

依照從其最基本的構件成分的角度來看，戰爭實際上不過就是使固體與其它固體發生地破壞性碰撞罷了。有時這麼做可能相當好玩，但它真正能產生的靈性益處卻是微乎其微。雖然戰爭是許多遊戲中的必備元素，但戰爭本身的破壞性本質已經昭明了它毫無疑問就是一連串的犯罪行為：縱火，毆打還有謀殺。這為我們揭示了一些非常重大的啟示：

“戰爭其實就是制度化的犯罪。戰爭永遠也不會帶來靈性上的改善，因為它才是造就心智與靈性持續困頓的一大主因。”

如若一個社會將犯罪行為視為高尚行為，那麼其人民的心智與靈性狀態必會迅速墮化。高舉鬥爭大旗的“靈性”教義對人類來說實在是百害無一益。

可是，戰爭難道不是一種追求正義的方式嗎？

使用暴力來追求理想最大的問題是拳頭大小可以與事情的對錯與否毫無瓜葛。秉持強權就是公理的勝利者並不是得勝於他是否有理，而是他有多麼孔武有力。能夠最快開出六發子彈的人，並不往往就是有志之士。

最為我們津津樂道的往往都是能輕易擊退或直接壓倒壞傢伙的英雄，他們這麼做並沒有什麼問題，但這顯然不是我們的所有英雄都可以。因此，那些抱持著合理主張的人在暴力舞台上都應該更加謹慎地面對對於其信念正確與否的誘惑，以免迷失了一切。追求正確的事情明明有很多方式，但在這個人人都知道動用暴力會讓人上法院的世界裡，這些方式卻鮮少被真正實踐。

十字軍東征和其它宗教衝突幾乎都是聚焦在誰才是真正的“彌賽亞”然後誰又不是這個問題上。面對這個主題，我們不能少了熱情的激勵。至此，我們是時候該來討論“彌賽亞”究竟是何方神聖了。

伊甸園之神（14）查士丁尼大瘟疫

伊甸園之神（14）查士丁尼大瘟疫

The Plagues of Justinian

查士丁尼大瘟疫

隨著我們離開耶穌的時代轉身邁入公元紀元，這時的歷史已經變得更為牢靠且特色分明，讓我們可以更好地一窺究竟，而且相關的文獻記載也多了起來。

儘管如此，我們所研究的歷史模式仍舊不變。對於那些對我們迄今為止的所有發現感到始終無法置信的人，我們也只能抱予同情。我所提出的歷史觀認為，真正造就人類深陷動盪難以自拔的其實是極其奇怪的因素在作祟，也許這也是為什麼它們遲遲無法得到解決。

在耶穌逝世後，基督教會歷經了一段蓬勃發展的時期。在最早的時候，基督教成功吸引了一批真誠的人道主義者，耶穌嘗試宣揚的信息大大鼓舞了他們。雖然艾賽尼派的影響仍然存在，但早期的基督教領袖卻開闢了一個相當良性的宗教，為人們帶來許多益處。顯然，耶穌並不是完全毫無建樹。早年的基督徒帶給了人們希望，讓他們確信自己可以藉由主動求知和端正品行來實現靈性救贖，同時也可以透過承認自己的過錯，並試著彌補自己對他人犯下的傷害來幫助自己重新改過。

由於早期的基督教會相當正面，因此它並不需要制定什麼嚴苛地道德標準。在當時的大多數基督教派別中，對一個人最嚴厲的懲罰也不過就是破門律，也就是所謂的逐出教會罷了。不過，這在人們心裡可是一項非常嚴重的懲罰（相當於我們現在的死刑），因為一個人一旦被逐出教會，基本上就形同於他或她已被認定無望獲得靈性救贖了。

在將人逐出教會之前，神職人員必須盡一切可能來證明這麼做確實是合乎情理。通常人們會被逐出教會都是因為犯罪或做出了非常背德的行為。

基督教在甫一誕生的頭三百年都還是一個非官方宗教，而且經常遭到迫害。有一些政治領導人後來也開始皈依，基督教也因此發生了些改變。當基督教終於日趨政治化時，耶穌所締造的人道主義原則也漸漸變得搖搖欲墜了。

促使基督教進行政治轉型的一大推手就是西羅馬帝國，加之選擇親自皈依的帝國統治者，君士坦丁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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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皇帝戴克里先在公元3世紀末任命了另外三名凱撒（皇帝）協助他治理羅馬帝國。出於行政方便，帝國被一分為二成東西兩部，同時各配有一名皇帝。然而，從公元324-337年間，同時統治東西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卻是唯一皇帝。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君士坦丁早就有了皈依成為基督徒的傾向，因為他的父親就是一位ㄧ神論者。不過，據君士坦丁的同時代人記載，他之所以選擇改信其實是他在公元312年所見到的一次異象的結果。有幾份不同來源的材料都記錄了這次異象。

以下這段記載來源於公元5世紀的索克拉蒂斯（Socrates）：

“...就在他正率著軍隊奮勇前進的那一刻，一個實在是莫可名狀的非凡異象赫然出現在了他面前。事實上，那時太陽已經越過子午線，開始向著西方緩緩隱沒，但他竟舉目望見了一個十字架形的燈柱，燈柱上還寫著‘願你將戰無不勝’。

異象的出現使他感到驚愕不已，甚至懷疑起自己的眼睛，他只得趕緊問起旁人是否也看見了，結果他們不約而同都回答說是，皇帝也因此受到了這個神聖異象的鼓舞。到了隔天晚上，他在睡夢中見到了基督，後者告訴他要依照指示製作標物（旗幟），這將能庇護他克敵制勝。

聽從了這道神聖的諭令後，他命人打造了十字架形的標物，它一直被保存在宮殿裡直到今天...”（註1）

對於那些更樂於將其歸咎為純粹的神話的人而言，君士坦丁的異象向來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

其他人則傾向將天空中的十字架解釋成罕見的太陽反射現象，甚至是君士坦丁在做白日夢。有些理論家更認為這是另一起UFO現象，而且它與啟示宗教還有著糾纏不清的關係。

無論故事的真相究竟為何，君士坦丁據稱所見到的天光以及隔夜的“耶穌”現身異象都被認為是促使他徹底投向啟示基督教懷抱的決定性事件。僅僅就在一年後，他便頒佈了著名的《米蘭敕令》，予以羅馬帝國境內的基督宗教合法化，由此羅馬長達三個世紀的迫害終於宣告落幕。

君士坦丁同時也要為基督教的其它重大變革負責。畢竟，正是他在公元325年召開了尼西亞公會議，那時有非常多基督徒，包括諾斯底教徒都在積極抵制君士坦丁對耶穌的神化企圖。諾斯底教徒只視耶穌為一個公正的靈性導師，但尼西亞大會卻在很大程度上壓制了這種抵制，並為耶穌創造了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形象。

打著如此算盤的公會議編纂了大名鼎鼎的《尼西亞信經》，將承認耶穌是“上帝之子”正式列為基督教信仰的前提。為了推行這些不受歡迎的教條，君士坦丁甚至把國家權力下放給了新興“羅馬化”的基督教會。

君士坦丁的統治還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成就，因為歐洲的中世紀可以說就是由此掀開序幕。

中世紀農奴制與封建制度通常都被歸咎於君士坦丁。如同印度教的種姓制度，在君士坦丁治下大部分普羅百姓的職業都是永遠世襲，而且他還宣布“科洛尼”（一種隸農階級）必須世世代代居住在他們現在生活的土地上。君士坦丁的“羅馬化”基督教（即眾所週知的羅馬天主教）和他極具壓迫性的封建制度完全背離了耶穌的反者教義，反而幾乎變成了一個完備地監護者體系。

經過時間變遷，基督教的教義又發生了一些變化，這時出現了兩種新的罪行觀：“異端”（反對既定教條）和“異教”（根本不信基督教）。在早期教會時代，基督教領袖本來堅決擁護人們都應該遵從自己的理智來決定是否要成為基督徒，沒有人可以也不應該被迫皈依。但在君士坦丁之後，新羅馬正教的領袖卻採取了截然相違的觀點。他們要求人們服從律法，並以盲信而非理性作為信仰的依據。伴隨這些改變的出現，新的懲罰形式也順勢而生了。

破門律仍被繼續實施，但它已不是教會最嚴厲的懲罰。現在，肉體和經濟懲罰開始大行其道，許多誠摯的基督教都因為不同意羅馬正教的見解所以淪為了新律令的受害者。那些受害者都知道，教會正在一點一點地偏離耶穌的本意。

4世紀末的東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在推廣新的基督教教義這方面更是功不可沒。狄奧多西頒佈過至少十八道旨在懲罰那些拒絕尼西亞式教義的人們的律令。他將基督教列為帝國國教，並強行關閉了許多異教神殿。此外，他還下令讓基督教軍隊將亞歷山大圖書館，這座名聞遐邇的世界圖書館兼學習中心付之一炬。

亞歷山大圖書館收藏了七百年來的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無價歷史，科學以及文獻紀錄。雖然圖書館在過去就曾遭受過戰爭的蹂躪，但狄奧多西的軍隊仍盡數糟蹋了被保留下來的一切。由於絕大部份文獻都是絕無僅有，因此有很多價值連城的歷史與知識紀錄都從此消失無蹤了。

但事情並未就此停止每況愈下。到了公元6世紀中葉的時候，擺在異端和異教徒面前的命運只剩下了處死一途。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發動的大清洗運動也更加鞏固了基督徒的正教體制。據估計，僅僅在拜占庭一地就有10萬人因此被殺。在查士丁尼的授意下，對異教徒的追捕變得如火如荼，而且他們也真的會被送去火刑。

查士丁尼同時也為基督教教義進行了更多改革。他在公元553年召開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會議，但羅馬教宗其實既沒有參加也沒有批准這場會議。事實上，當時有很多東羅馬帝國的基督教教義都還未被傳到教宗那裡，當然最後還是傳去了。第二次公會議正式禁止了關於“前世”或“投胎轉世”的教義，絲毫不顧這些學說對耶穌來說有多麼重要。

這次公會議下令道：

“如果有任何人膽敢胡謅靈魂前世的妄言

並遵循由此衍生而來的各式荒唐教義

那麼此人必受絕罰（逐出教會）。”（註2）

為了貫徹這一諭令，任何隱晦地提及“前世”的內容都被從《聖經》裡給刪了個精光。

現在，對前世的信仰被宣布為異端。這種壓制遍及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以及科學界，直到今天，人有上輩子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深受西方宗教與科學排斥。

至此，基督教已經被塑造成了令東羅馬皇帝得以耀武揚威的體制。根據我們都熟悉的歷史模式，身為另一個兄弟會派系的“羅馬化”基督教接下來勢必會與其它兄弟會派系開始互相廝殺，藉以讓人類繼續互相鬥爭。新的基督正教於是也開始攻伐其它所有宗教，甚至連查士丁尼本人都下令將東羅馬神秘學院趕盡殺絕。

我們剛剛已經見證了由君士坦丁的異象所引起的一系列滾雪球式歷史事件。那個時代標誌著人類歷史上的其中一次“世界末日”，當時出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宗教“異象”，災難性地滅絕清洗以及一個新世界社會誕生的前景，但烏托邦當然並沒有真的降臨。在這次“世界末日”中其實還有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元素，那就是那時還爆發了一場伴隨著不尋常空中現象記載的大規模瘟疫。

事情是發生在公元540-592年，就在查士丁尼正在著手進行他的基督教“改革”時，一場瘟疫瞬間襲捲了東羅馬帝國，並隨之傳染到歐洲各地。這場瘟疫始於查士丁尼的帝國，所以它又被稱為“查士丁尼大瘟疫”。查士丁尼大瘟疫是有史以來最具破壞性的瘟疫之一，當時有很多人深信這是來自上帝的天罰。事實上，“瘟疫”一詞即是來源於拉丁語的“打擊”或“傷害”，所以這場疫病也被暱稱叫“上帝之疾”，也就是來自上帝的當頭棒喝。

人們之所以相信瘟疫是上帝降下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病情爆發時還出現了極為反常的空中現象。著名的歷史學家，都爾的額我略就記載了ㄧ些發生在查士丁尼大瘟疫時的不尋常事件。據額我略所說，在查士丁尼大瘟疫於公元567年傳染到法國的奧弗涅地區之前，曾有三至四個耀眼不已的光點出現在太陽周圍，使得整片天空看起來就像是著火了一樣。

這當然有可能是完全自然的“太陽狗”（又稱假日）現象造成的；可是，該地區還出現了其它有違常理的天空現象。另一位歷史學家也在二十三年後記錄了類似的事件，這次是發生在法國的另一個地方：亞威農。這回也有“奇怪的光點”被目擊到出現在空中，有時明明是在深夜，路面卻會被光照得亮如白晝。然後就在不久之後，慘絕人寰的瘟疫便一發不可收拾了。另外，額我略還記載了一條巨大的“龍”飛過羅馬上空並遁入海邊。

諸如此類的紀錄著實不由得令人得出結論相信：查士丁尼大瘟疫其實是監護者透過飛行器進行的生物戰一手引發的。

類似的瘟疫情形在《聖經》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本裡皆可以找到。然而，到了查士丁尼大瘟疫時，監護者已經“隱身”起來了。現在它們藏身在兄弟會的秘密和宗教神話面紗背後，但他們顯然依舊很關心該如何繼續奴役自己的奴隸。在接下來要討論到黑死病的章節中，我們還會再繼續看見更多證明UFO活動與瘟疫息息相關的證據。

按照啟示文學的預言，像查士丁尼大瘟疫這樣的事件應該是在預示著一個新“彌賽亞”或“上帝”的信使將要現身，而且這樣的一個人物後來也確實出現了，他的名字叫做穆罕默德。這個人出生於瘟疫尚在肆虐的查士丁尼統治時期，之後穆罕默德在成年時被宣布是新的“救世主”，並據此成為了一個全新的一神論啟示宗教的領袖：沒錯，那就是伊斯蘭教。

與在他之前的摩西和耶穌相同，穆罕默德似乎是一個真誠的人，但他的新宗教最終卻還是淪為了一個不斷製造新的宗教“問題”，來讓人們繼續互相拼死拼活的派別。

一如摩西與耶穌，穆罕默德的崛起也離不開腐化的兄弟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