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30日星期五

伊甸園之神(25)鼠王

縱覽歷史,那個隸屬於神秘兄弟會網絡的少數政治與經濟精英總是能從這個網絡一手炮製的衝突中漁翁得利。假如美索不達米亞,美洲還有《聖經》文本記載屬實,那麼那些人類精英可真的是坐穩在這個囚犯牢籠的頂端。所以我們不妨就稱那些精英為地球的“鼠王”吧。

“鼠王”(King Rat)一詞源自於詹姆斯・克拉維爾(James Clavell)的小說,後來那部作品還被改編成由喬治・席格(Geroge Segal)主演的電影。《鼠王》這個故事是在描述一群身處在二戰期間的日本戰俘營裡的美國和英國士兵,透過巧妙地談判與組織,其中一位名叫金的美軍下士設法弄來了一堆令其他戰俘望眼欲穿的物資。

因此他現在是俘虜裡的頭頭,經常可以利用香煙或新鮮雞蛋來換取別人的忠心。其他俘虜於是都喊他叫國王,雖然他明明也被困在監獄裡。當他開始嘗試養殖老鼠來作為食物時,他便得到了“鼠王”的稱號,聽起來確實很合適。

鼠王享有令其他俘虜垂涎三尺的各式奢侈品,但這其實從來都沒有改變他仍是囚犯的身份。唯有在每個人都還身陷囫圇的情況下,鼠王才能繼續保持他在這個啄序中高高在上的地位。在電影進入尾聲時,隨著戰爭結束與戰俘營解放,從前任他呼風喚雨的監獄體制已經化為烏有。結果,重獲自由後他所感到的卻只有茫然若失,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心希望獲救。在電影的最後一幕,我們可以看到他正被另一名下士喝令搭上卡車離開。然而,即使鼠王自己不這麼覺得,但我們肯定都還是會認為重獲自由對他才是最好,畢竟他嘔心瀝血建立地脆弱采邑其實隨時都有可能因為日本戰俘管理員的決定而前功盡棄。毫無疑問,金作為一位重獲自由的下士絕對能比以被壓迫的戰俘之首的身份過上更好的生活。

電影裡的鼠王著實是一個讓人心生憐憫的角色。不過被我們冠以地球的“鼠王”之稱的那些人倒沒有這麼可愛,被我們所這麼稱呼的那些人並不是想藉著養殖老鼠,而是意圖透過煽動戰爭與苦難來謀以私利與擴大個人影響力。

數千年來在地球上總有沒完沒了的“鼠王”在來來去去,但在本章中我們將特別著重在其中尤為有趣的一群人:18世紀的德國小王侯。他們及其與兄弟會神秘主義的聯繫為我們在探討18世紀時的政治局勢時提供了一個非常引人入勝的切入點——而且那些政治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還塑造了我們今天的社會,政治還有經濟格局。

德國是聖殿騎士共濟會在歐洲大陸的大本營。騎士體系在德國各州都有落地生根,根植於那些地方的共濟會體系後來又被稱為“嚴規禮儀”。“嚴規禮儀”得名於組織中的每一個入會者都必須宣誓會嚴格且毫不質疑地服從上級。這段服從誓言的最高對象是一個叫做“未知至高者”的神秘人物,相傳他是嚴規禮儀體系的秘密領袖,而且就住在蘇格蘭。

嚴規禮儀的成員在進入諸如“蘇格蘭大師”、“新手”、“聖殿騎士”以及“宣誓騎士”等更高等級之前必須先通過藍堂。此外,“未知至高者”還素有“紅羽毛騎士”這一頭銜。儘管嚴規禮儀在保密方面做得滴水不漏,但還是有一些被洩露出來的內幕表明嚴規禮儀是當之無愧地屬於蘇格蘭體系,因為它的基調就是反對漢諾威家族然後青睞斯圖亞特家族。

嚴規禮儀在德國各州都迅速傳播,在隨後的幾十年間其都一直是那些地方的主導共濟會。另外它在其它國家的影響力也同樣不容小覷,例如法國,這個國家是共濟會在歐洲的第二中心(德國居首)。不過不管是在哪一個國家,每一位嚴規禮儀的成員都要發誓效忠那位蘇格蘭的“未知至高者”。

據J.M・羅伯特(J. M. Roberts)在他的著作《秘密社團的神話》(The Mythology of the Secret Societies)裡指出說:

“嚴規禮儀隨即引起了法國方面的懷疑與猜忌,一來是因為它的德國背景,二來又更是因為大東方(法國的最高共濟會機構)暗示性地認可了嚴規禮儀的未知至高者擁有超過法國共濟會員的權威。”(註1)

嚴規禮儀最早的其中一位總大師是G.C・馬歇爾(G. C. Marschall),在馬歇爾逝世於1750年後遞補這個職位的是一位來自薩克森州的德國人:馮・洪德男爵(Baron Von Hund)。嚴規禮儀的幾乎所有等級都是出自馮・洪德的總大師任內,馮・洪德在這方面確實也被認為頗有功勞。馮・洪德曾宣稱他是經過蘇格蘭的顯赫貴族,基爾馬諾克勳爵的引領才成為聖殿組織(即聖殿騎士)的一份子,而且他還聲稱自己曾見過“未知至高者”與查爾斯・愛德華。

一如邁克爾・拉姆齊,馮・洪德也肩負著在歐洲重建聖殿騎士團的使命。為此,馮・洪德甚至還廣募資金,希望能購回聖殿騎士團在數個世紀以前被剝奪的土地。儘管馮・洪德取得了不少成功,但他最後卻遭到對手誣陷,落得令人不勝唏噓的結局。

嚴規禮儀的熱心追隨者還包括了德國皇室(雖然其中有些人仍然對它相當砥礪,並繼續忠於英國共濟會體系),這無疑會令人讓人心生疑竇。一些參與嚴規禮儀的皇室明明亦與漢諾威家族互有政治關係,那為什麼他們還要加入一個密謀反對英國漢諾威家族的共濟會體系呢?

乍一看,這些皇室成員似乎是在不再傾向於斯圖亞特家族那一方才逐漸加入嚴規禮儀。當然,斯圖亞特家族的事業也確實是從1770年開始漸漸消逝,那些德國王侯也正是在這一時候加入嚴規禮儀。但在另一方面尚有一個重要因素需要列入考慮:

由於英格蘭正深陷在因斯圖亞特家族的叛亂及其它衝突所造成的泥淖之中,因此這對那些德國公國,特別是漢諾威家族而言都是一個從中漁利的大好時機!那個一直透過與外國皇室聯姻來進而將其推翻的德國皇室小集團從他們一手締造的衝突中大賺一筆——不用多說,兄弟會網絡也在這些衝突背後煽風點火。

為了更好地理解事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現在必須轉過身來,簡明扼要地瞭解一下條頓騎士團在十字軍東征失利後的遭遇。

在十字軍東征結束後,條頓騎士團就像聖殿騎士團與醫院騎士團一樣都在他處重新覓得了生機。時為1211年,在總大師赫爾曼・馮・舒爾茨(Hermann von Saiza)的領導下,條頓騎士團應邀到匈牙利參與那裡的戰事。後來他們因功勳彪炳而獲封外西凡尼亞的布爾岑蘭地區,那裡隨後也被納入匈牙利治下。然而,這群騎士在之後就因為聲討太多土地所以被驅逐出境。在他們撤出外西凡尼亞後,騎士團又接受馬索維亞的波蘭王子康拉德之邀去協助打擊普魯士的斯拉夫異教徒。騎士團於是再次獲得封地,而且這一次他們得到的是普魯士的大片土地。

騎士團在這段期間還邂逅了另一個恩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他就是我們在第15章曾提到的那個締結十年和平之約的人。雖然腓特烈愛好和平,但他也不幸地與這個戰爭組織攪和在了一塊。腓特烈在1226年任命騎士團作為普魯士領主,同時他還向總大師馮・舒爾茨授予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王侯爵位。另外,腓特烈亦主持了騎士團的重組。

1229年是條頓騎士團在普魯士站穩腳跟的關鍵一年。他們大興土木建造堅實的堡壘,而且還通過雷厲風行的軍事行動迫使普魯士本地人皈依基督教。到1234年的時候,騎士團在政治上幾乎是完全自治,除了教宗之外再無他人可以號令他們。騎士團在名義上把他們廣闊的普魯士地產都讓與教宗,並再以封地的形式將之取回。但在現實裡,只有條頓騎士團而非教宗才是普魯士名副其實的統治者。

有了教宗勢力的支持後,條頓騎士團的規模也因此開始迅速膨脹。有許多日耳曼人都前仆後繼地來到普魯士這個有利可圖的新戰區。

這次遷徙最終便導致了普魯士的“德國化”。武裝衝突後來也逐漸為商業與工業所取代,普魯士也因而搖身一變成為主要的商業中心。隨著時間來到1300年初,條頓騎士團的統治範圍已經進一步延伸到波羅的海的大部份南部與東南部海岸地區。條頓騎士團在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在中歐和西歐留下了無可抹滅的印記。在最後失勢之前,該騎士團已在普魯士建立了將在這個地區繼續延續好幾個世紀的尚武傳統。

條頓騎士團的命運在來到1500年初時已漸漸不復既往。他們被波蘭逐出西普魯士,並被迫以接受波蘭封地的方式統治東普魯士。到了1618年,普魯士已經徹底處在霍亨索倫王朝的統治之下,這毫無疑問地標誌著條頓騎士團統治的終結。

儘管騎士團與霍亨索倫家族在誰主宰普魯士一事上互有摩擦,但霍亨索倫家族仍舊保持著騎士團的幾個重要元素。而且至少有一位霍亨索倫家族的成員,即布蘭登堡的阿爾布雷希特曾在1511年擔任過騎士團總大師。

如同十字軍東征時期的其它騎士團,條頓騎士團最終變成了受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室資助的一個秘密兄弟會社團。條頓騎士團正是依靠這種方式才一直為繼至今。

普魯士的實力與影響力在霍亨索倫家族的統治下都在不斷增長。普魯士也由此成為了錯綜複雜的歐洲政治舞台上的一名強勢玩家。到了18世紀,霍亨索倫家族也透過聯姻與他們的德國皇室鄰居締結了緊密地聯繫。例如,歷史上最赫赫有名的霍亨索倫家族成員,腓特烈二世(他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腓特烈大帝”)就在其父的安排下於1733年與德國西北部的不倫瑞克公國的伊莉莎白・克里斯蒂娜成婚。(不倫瑞克王朝在1569年開闢了不倫瑞克-呂訥堡家族系,也就是日後的漢諾威家族)腓特烈的母親是索菲亞・多魯西亞,她是漢諾威國王喬治二世的妹妹。再往更前幾代人數起,腓特烈的曾祖父也曾與奧蘭治王子的女兒亨莉雅妲結婚。

政治聯姻由於大多缺乏情感基礎,所以當事者通常都不會甘心於此。與不倫瑞克的伊莉莎白・克里斯蒂娜聯姻的腓特烈大帝就是一個好例子。腓特烈原本希望能與漢諾威家族的人聯姻,但他的父親卻仍固執己見。儘管有這樣令人不快的安排,但腓特烈仍與不倫瑞克家族的其他成員保持著友好關係。當時還不是普魯士國王的腓特烈在1738年8月14日時就於不倫瑞克秘密加入共濟會,一反他父親的期望。批准這次入會的是漢諾威的漢堡會館。這個會館同樣也實行著英國共濟會的藍堂制。

在入會兩年後,腓特烈二世正式即位為普魯士國王。他接著便公開宣布了自己的共濟會員身份並鼓勵他人也來加入。*在腓特烈的授意下,柏林當地更建立了一座名曰三球體會館的總會館。該會館的第一次會議是舉辦於1740年9月13日。這座會館奠基於英國會館體系,而且其有權徑自發出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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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特烈在1740年向共濟會引薦了另外幾位重要的德國貴族:他的弟弟威廉王子、布蘭登堡的查爾斯侯爵(王子)(他的家族也因為布蘭登堡的卡羅琳嫁給國王喬治二世所以與漢諾威家族有所關係)、好斯敦大公腓特烈・威廉。

腓特烈究竟參與過多久的共濟會活動至今都還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有一些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由於戰爭日益嚴峻,所以他在1744年就已經不再參與那些活動,不過他後半生所奉行的犬儒主義仍然影響了共濟會。儘管如此,腓特烈這個名字仍然繼續被共濟會憲章用作權威象徵,即使他似乎已不再熱衷於會所活動。究竟腓特烈只是在憲章上掛名還是實際參與了編寫過程現在已不得而知。

在腓特烈完成共濟會入會儀式的那十年內,嚴規禮儀和蘇格蘭體系幾乎完全接管了德國共濟會。腓特烈的三球體會館在1764年11月20日採納新會規時就確實成為了“嚴規禮儀”的一份子。嚴規禮儀的總大師馮・洪德男爵更在1766年1月1日將三球體會館改制為一個蘇格蘭或主導式的會館,並允許其去監督其它嚴規禮儀會館。受三球體會館監督的會館除了唯一一個(皇家約克會館)之外,其餘全都遵行著嚴規禮儀(蘇格蘭)體系。

無論腓特烈到底與共濟會有多少牽連,他和他的普魯士王國都從被蘇格蘭共濟會火上加油的英格蘭衝突中獲利卻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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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女外星“神”像

這些“神”在生理上與人類的男性與女性非常相像。上面這位“神”所佩戴的眼罩,特殊衣裝以及身體裝置都與當代飛行員的護目鏡,密封服和現代裝置極為類似。(這張圖片是援引自撒迦利亞・西琴的《第十二個天體》)


大金字塔正好沿著四個方位規劃。這張發行於1959年的埃及郵票描繪了一架飛機與金字塔的方向恰好對準在一起,仿佛就是在建議飛行員可以直接利用金字塔來導航。

據說埃及的監護“諸神”會擔任法老的指導者。在這幅埃及壁畫中我們可以看見法老圖特摩斯三世正被他的“神”教導如何射箭。另外,圖特摩斯也因他的窮兵黷武而聞名。


這幅壁畫說明了監護者在訓練人類打仗這方面也扮演著一定的角色。

古埃及的監護“諸神”經常被刻畫成身穿圍裙


古波斯拜火教的“神”阿胡拉・馬茲達是一個乘坐在圓盤裡的類人生物。這個圓盤物體被描繪成帶有雙翼和鳥尾,這是在暗示它可以飛行。而且它還有看起來就像著陸架的腳爪。


類似這樣的描繪並不是在透過寫實的方式來描述“神”,而是在表明“神”所具備的特質。所以在這裡拜火教的“神”擁有的特質就是像人一般,而且乘坐在圓形飛行器裡。


聖殿騎士團的總大師雅克・德・莫萊正被押往準備要施以火刑的刑場。旁邊還有其他三名也要被動刑的聖殿騎士。這場處刑發生在巴黎;所以後面也可以看見聖母大教堂。


自耶穌以來,基督教便一直與兄弟會神秘主義緊密地關聯在一起。這幅由簡・普羅沃斯特(1465-1529)所繪的《基督的寓言》展示了一些基督教福號——包括上帝的“全視之眼”和羔羊。這些符號在基督教出現之前也早已皆為兄弟會所使用。

上帝的“全視之眼”是源於古埃及的“荷魯斯之眼”,荷魯斯亦是埃及的監護“諸神”之一。在耶穌誕生的數個世紀以前,羔羊在麥基洗德統治時期便已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據說最早以羔羊皮來製作儀式圍裙的就是麥基洗德領導的兄弟會分支。


埃及和美洲古文明的驚人相似性絕非巧合。上圖是古墨西哥的太陽金字塔,與埃及的一階字塔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幾個世紀前,幾乎所有不明飛行物體都會被當作“彗星”。上圖這張刊登於1557年的插圖繪畫的是在1479年的阿拉伯被目擊到的“彗星”。這顆彗星被描述說看起來就像尖銳的木樑。

藝術家的繪圖都是目擊者的證詞為基礎,但它看起來真的很像是一架多舷窗的火箭。其它許多類似的古代“彗星”記載可能也是這麼一回事。(圖片援引自康拉德・利克斯森里斯的《天才與奇蹟紀事》)


左上圖和右上圖:舊與新世界文明的相似性也可見於兩者慣用的一些符號身上。左上圖是古埃及的荷魯斯之眼,右上圖是在古美洲文物上發現的相似眼睛符號。


上圖和下圖:這些都是曾被提交給新聯邦政府的國旗設計草案。美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保存著這兩個帶有醒目的兄弟會全視之眼的設計圖。最後聯邦領導人採納了更為簡單的橫幅與星星設計


鳳凰是美國原先非正式的第一隻國鳥,牠是到了後來才被白頭鷹取代。


身穿共濟會圍裙的喬治・華盛頓


M.L和玫瑰裡的十字。玫瑰與十字是馬丁・路德的家鄉(德國)以及其它地方的玫瑰十字會沿用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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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他在國內推行自由主義並公開反對馬基維利思想,但腓特烈仍然證明了自己終究還是與他的同時代人一樣,是浪跡在那剪不斷理還亂的歐洲政治網絡中的好戰與精明的操縱者。他一心一意想要擴張普魯士的軍國主義,他並沒有選擇幫助人們的起義,而且經常在聯盟中出爾反爾好實踐自己的意圖。腓特烈在1740年與法國達成政治聯盟,當時的法國正在積極支持詹姆斯黨人對抗漢諾威家族,關於腓特烈已準備好要協助詹姆斯黨人在1745年向英格蘭發動大舉入侵的謠言也在倫敦四起。

腓特烈接著又與英國締結聯盟,並持續從英國的困境中獲益。他不僅掠得領土,同時還賺取到大筆金錢。其它德國公國自然也跟著雞犬升天,包括漢諾威家族本身。他們都透過向英國出租要價不菲的僱傭兵來大賺一筆。漢諾威家族從事這樣的勾當已有數十年之久。

租借德國僱傭兵到英國興許是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騙局”之一:一個來自德國的小家族先是篡奪了英國王位,然後他們又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武裝英國並將其引入戰爭。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透過自己也出一份力造就的戰爭,來讓英國租用昂貴的僱傭兵從而大撈油水!即使漢諾威家族在英國失手,他們也能好好地回到德國老家享受這筆戰爭財。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德國集團的成員會選擇支持蘇格蘭聖殿騎士共濟會,甚至是在後來就任其中的關鍵職位。

英國為了租用德國僱傭兵還簽署了一系列的“補貼條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合同。這幾乎是在經過奧蘭治家族的得勢,使得德國於1688年徹底主宰英國後就立刻發生的事。我們都還記得威廉和瑪麗在登上英國王位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英國引入戰爭。

德國僱傭兵對英國來說是不小的負擔。馬爾博羅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在書信中就提到了這件事情。*

馬爾博羅公爵曾在西班牙繼位戰爭(1701-1714)期間領導英國在歐洲大陸上與法國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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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爾博羅公爵的這些書信已被翻譯成現代英語。

** “繼位”戰爭指的是誰應該繼承王位所引起的戰爭。歐洲的主要國家經常參與這些戰爭,並將它們變成綿延多年的大規模衝突。

漢諾威家族對英國的僱傭兵出租——甚至還可以追溯到該家族登上英國王位之前。馬爾博羅公爵就在1702年5月15日的書信裡討論到了承租漢諾威僱傭兵所需的花費:

“倘若我們租來漢諾威僱傭兵,那麼我就得擔憂是否能在他們開拔前準備好十萬副王冠,如果這筆錢能在我到的時候就已在荷蘭備好那就再好不過了。”(註2)

四天後,英國政府總計向僱傭軍支付了2萬2600英鎊。

普魯士和黑森都在這場戰爭中持續向英國輸出僱傭兵。馬爾博羅正為了如何解決這筆鉅款感到憂心不已。在這封寫於1703年3月26日的信裡,他便哀嘆道:

“現在我已經抵達此地(海牙),我發現普魯士人,黑森人還有漢諾威人都還沒有拿到他們應得的(報酬)..”(註3)

英國接著要面對的下一場歐洲戰爭是奧地利繼位戰爭(1740-1748)。這回腓特烈大帝與法國攜手與英國作戰,但這並沒有阻止其它德國公國繼續與英國交易,特別是漢諾威的黑森。雖然漢諾威家族正坐穩在英國王位上,但如此有利可圖的機會怎麼能白白放過。真要說的話,漢諾威家族在英國的統治恐怕只是給了那些德國公國更大的空間去與英國進行更多關於漢諾威僱傭兵的交易。

前英國首相霍勒斯・渥波爾(Horace Walpole)在這封寫於1742年12月9日的信件裡也提到了英國被要求向漢諾威僱傭兵支付1萬6000鎊的鉅款:

“...有一本最膽大包天的小冊子最近鬧得沸沸揚揚...它宣稱自從那個家族(漢諾威)入主(英國王位)以來,英國所簽署的每一道條約都是在利於他們...”(註4)

渥波爾提及的那本小冊還包含了一些很有趣的內容:

“大不列顛一直堅忍不拔地背著肩上的漢諾威,儘管這是何其徒勞且累人,但無論再怎麼疲憊她都還是緊咬牙關...為了這座島嶼(英格蘭)的利益,為了這一次,為了能夠贏得勝利,要不然我們就必須承認她淪為(漢諾威的)一座搖錢樹省份的恥辱。”(註5)

最終,對補貼條約的抵制還是以失敗告終。英國真的變成了漢諾威家族的“搖錢樹”。

對此,渥波爾也只能悲戚地說道:

“我們現在時時刻刻都有人提出要遣散黑森,漢諾威及其他僱傭兵的動議;但他們卻毫無此意。”(註6)

補貼條約確實是非常有利可圖。舉個例子,在始於1743年12月26日的合同裡,英國已向1萬6268名漢諾威僱傭兵花費了39萬3733英鎊。這看起來似乎不是很多,除非我們意識到當時英鎊的價值遠高於今天。為了要籌措這筆款項,那時的議會還考慮過要合法化彩票發行。

與此同時英國還正深陷奧地利繼位戰爭以及與詹姆斯黨的鬥爭之中。於是乎,對德國僱傭兵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

1745年9月12日,斯圖亞特家族的查爾斯・愛德華從蘇格蘭發起了對英格蘭的著名入侵。又被稱為“英俊王子查爾斯”的查爾斯・愛德華先是在9月17日攻克愛丁堡,然後他的劍鋒馬上便指向了倫敦。這當然意味著黑森一方又能日進斗金,所以漢諾威國王喬治二世在1745年12月10日就宣稱他已派遣6000名黑森僱傭兵去蘇格蘭與查爾斯・愛德華作戰。

國王喬治還特地向議會提出租借黑森僱傭兵的開銷議案,隨後議案也確實得到批准。來自黑森的軍隊於次年2月8日登陸,與此同時,英國又在歐洲前線僱傭了來自荷蘭、奧地利、漢諾威以及黑森的士兵,而且這一切名義上都是為了鞏固英國的“利益”。如此下來的開銷不可謂不驚人。

歐洲大陸的戰爭最後終於宣告結束。當然,沒有多久,歐洲統治者們就又必須再打一場硬仗。這一回打的是七年戰爭(1756-1763)——是歐洲有史以來最浩大的武裝衝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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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戰爭實際上是英國與法國在北美進行的擴張戰爭,印第安人也牽涉在其中。隨著腓特烈舉兵侵略薩克森,這場戰爭也被隨之延伸到歐洲。

普魯士的腓特烈這時已與英國重修舊好,這兩個國家(英國與普魯士)現在正組成統一陣線來與法國、奧地利、俄羅斯、瑞典、薩克森、西班牙還有兩西西里王國分庭抗禮。不過腓特烈這次倒沒有因為自己的反覆無常而撕毀與英國的結盟,因為英國財政部正在根據生效於1758年4月的《威斯特敏斯特條約》向腓特烈的軍事行動提供大量金援,但他所打的絕大部份的仗其實不過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份條約的有效期限是從該年4月一直到隔年4月,而且可以續約。

在七年戰爭期間,英國在幫助漢諾威家族捍衛自身的德國利益這方面也出了不少錢。由於法國開始進攻漢諾威,黑森和不倫瑞克,有些支付給漢諾威與黑森的金援於是就被這些國家用來保衛自己的疆土。其中與黑森簽署於1755年6月18日(七年戰爭爆發前不久)的條約尤其慷慨,除了“徵兵錢”(徵招軍隊的花費)和“新馬錢”(新添戰馬的花費)之外,領德國工資的黑森軍隊每年還可以獲得3萬6000英鎊的補貼,當他們進入英國時這筆錢還會再翻一倍。另外還有另一筆3萬6000英鎊的補助金被直接送進了黑森的庫房裡。

有許多英國領主都覺得不值得在德國軍隊身上花這般大錢。在論及法國可能會對英國發起的入侵時,渥波爾就打趣地說道,

“如果法國人來了,至少我們已經先付完該給漢諾威和黑森的那幫傢伙的錢了!”(註7)

另一位極富影響力的英國政治家威廉・皮特又富饒趣味地對此評論說:

“現在讓我們得砸下大把銀子的那群漢諾威軍隊已經進入低地國,然後他們就駐守在那裡。他們駐紮在距離敵人最遠,最不可能遭到攻擊且防禦工事亦修築得最宛如銅牆鐵壁一般的地方。因此,他們實在沒什麼好聲討的,畢竟他們就只是從他們的國家跋涉到了另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我完全不會驚訝於在如此光榮的征戰結束後被告知...這個國家的家底都被拿來讓漢諾威僱傭兵吃好睡好。”(註8)

想當然爾,從這些僱傭兵交易中獲利最豐的德國公國就是黑森。

約略地瀏覽過黑森的歷史後我們可以發現,黑森在菲利普伯爵逝世於1567年後被依他的四個兒子一分為四個省份:黑森-卡瑟爾(又稱黑森-卡塞爾)、黑森-達姆施塔特、黑森-萊茵費爾斯和黑森-馬爾堡。黑森-卡瑟爾領伯國在這四個黑森地區中最為出眾,黑森-萊茵費爾斯和黑森-馬爾堡地區隨後都被重新併吞。

向英國出租僱傭兵成了黑森皇室最財運亨通的事業。儘管黑森自己也受到戰火波及,但黑森王朝仍從僱傭兵業務中締造了讓人嘆為觀止的利潤。事實上,黑森-卡瑟爾領伯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不要與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或十字軍時期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搞混了)更帶領領伯國成為了全歐洲最財大氣粗的國家,這一切靠的就是出租僱傭兵去英國接下來又要涉足的另一場偉大鬥爭:美國獨立戰爭,又名美國革命戰爭。同樣受益於美國革命的還有不倫瑞克皇室,其頭領查理一世也以非常昂貴的價格向英國出租士兵去打擊殖民地的叛眾。

正如我們所見,無論是黑森,漢諾威還是其他德國公國皆從令英國如鯁在喉的衝突中大大獲利。英國的困境讓他們得以借機掠奪英國的財富,英國人於是也被迫跟著陪葬。此外,英國也是由此徹底落入新銀行家透過他們的通膨紙幣所創造出的債務無底洞中。

但德國民眾同樣也苦不堪言。被租借給英國的絕大部份僱傭兵都是被迫徵招入伍,且在上級的命令下不得不前去打仗的年輕人。為了他們的統治者的驕奢淫逸,這些人要不是得致殘就是得付出性命。說到底,德國王朝集團的財富與影響力全是構築在年輕人的鮮血之上。

在所有這一切背後,我們依然能夠發現兄弟會網絡的蹤影。隨著時間過去,黑森和不倫瑞克皇室的成員也紛紛成為了嚴規禮儀裡的領導者。例如在1772年於寇盧舉辦的共濟會大會上,不倫瑞克的查爾斯・威廉・費迪南德公(Duke Ferdinand)爵就獲選為接替馮・洪德的嚴規禮儀總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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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規禮儀在費迪南德公爵當選後發生了一些變化,包括嚴規禮儀後來開始被非正式地稱為“聯合會館”。十年後,在另一場舉辦於1782年的維爾赫姆斯巴德(一座鄰近黑森-卡瑟爾地區的哈瑙的城市)的會議上,“嚴規禮儀”這個名稱甚至被完全廢棄,隨後該組織亦更名為“聖地的仁慈騎士團”。維爾赫姆斯巴德大會正式放棄了聖殿騎士團是共濟會的原始締造者的故事,不過騎士等級以及“未知至高者”的觀念仍被一併保存了下來。

在當選總大師數年後,費迪南德公爵繼承查理一世成為不倫瑞克的統治者,同時間他也繼承了不倫瑞克依靠出租僱傭兵所賺來的財富。

在嚴規禮儀與不倫瑞克公爵一同承擔領導職責的還有黑森-卡瑟爾領伯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兒子,黑森的卡爾王子(Princess Karl of Hesse)。據雅各布・卡茨(Jacob Katz)在《歐洲猶太人與共濟會,1723-1939年》(Jews and Freemasons in Europe,1723-1939)一書中指出,卡爾王子後來還“被公認是所有德國共濟會的領導人。”(註9)

卡爾的弟弟威廉九世也從他的父親那裡繼承了黑森-卡瑟爾公國及其巨大的財富,而且他亦是一名共濟會員。威廉九世早在他統治黑森-哈瑙的時候就曾向英國提供過僱傭兵。

那麼,兄弟會究竟在這些事務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

為了確定兄弟會到底有沒有以任何馬基維利性質的活動牽涉其中,如果有哪個兄弟會的特工曾先是加入其中一個派別,接著又倒戈相向的話,那麼答案就會顯而易見。所以,我們現在需要一位曾遊走在不同圈子裡的兄弟會特工:包括從詹姆斯黨到黑森集團,再從法國國王到普魯士國王身邊。

有意思的是,歷史確實記載了這麼一個人。由於兄弟會活動總是籠罩在神秘之中,所以我們通常不會有機會認識到這樣的特工。然而,這位不凡之人卻憑著他豪邁不群的個性,多彩多藝的藝術才華以及無與倫比的戲劇天賦從而吸引了眾人矚目,他的活動與旅行經歷都被許多與他相識的人注意到並記錄了下來。


既被有些人奉若神祇,也被另一些人視為裝神弄鬼之人的這位兄弟會的華麗特工素有一個最無人不曉的假名:聖日耳曼伯爵。

伊甸園之神(24)騎士的新黎明

伴隨人類歷史已經邁入18世紀,變革在這時已漸漸開始。宗教裁判所至此終於氣數已盡,就連鼠疫也只剩下一息尚存。

研究共濟會歷史的人都知道,17世紀對共濟會來說是一個至為重要的時期。英國的共濟會會館在這時開始吸納起許多不是石匠或建築師的人成為會員,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共濟會也正在慢慢從原先的貿易行會展開轉型。現在它正逐漸變成擁有秘密神秘學傳統的兄弟會社團。很多會館已經悄悄地開始向那些非石匠人士敞開大門,特別是當地貴族和富有影響力的人。到1700年時,據估計有70%的共濟會員都是來自其它行業。這些人都被稱為“可以接受的石匠”,因為即使他們不是真的行會石匠,但還是可以被接納入會。

1717年6月24日,四座英國會館的代表在倫敦的鵝與烤架酒館(Goose and Gridiron Alehouse)舉辦了一次會議,他們在這場會面中萌生了共組一座總會館的想法。這座新的倫敦總會館又被有些人稱作“世界之母總會館”(The Mother Grand Lodge of the World),而且共濟會也是在這時正式放棄公會業務(即俗稱的“行動共濟會”),並轉而簇擁嚴格地神秘與兄弟會活動(“思辨共濟會”)。行會石匠的頭銜,工具和製品現在已不再是成員用於維持生計的所需,與此相反,這些東西都被轉變成了神秘的兄弟會符號。不過這些變化並非突如其來,而是從1717年之前就開始逐漸醞釀的趨勢的結果。

有很多史料都誤以為成立於1717年的母總會館才標誌著共濟會的誕生。但誠如我們所見,共濟會的根基其實更加淵源流長,即使是在英國亦復如是。例如有一個共濟會傳說就提到,英格蘭的埃德溫王子早在公元926年便曾邀請自由石匠行會來到他的國家協助建造幾座大教堂和石材建築。據記載,共濟會的手稿也可以上溯到1390-1410年,艾伯特・麥基在他的《共濟會的歷史》裡亦提及過一場舉辦於1599年的共濟會會議留下的手寫備忘錄。此外,共濟會在16世紀於英格蘭正式拋頭露面實際上也與一次被詳實記載地發生在1567年的分裂有關。英國共濟會經過這場分裂後從此一分為兩大派系:“約克”和“倫敦”體系。

在1717年的鵝與烤架酒館建立的新總會館制度起初只設有一個入會等級(階級)。接著在成立不到五年內,會館又再增設兩級,如此一來便確立了所謂的三級制:學徒,技工還有大師。這個等級制度通常又被稱為“藍堂”,因為藍色對它們而言皆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自那以後,幾乎所有共濟會系統的頭三個位階都會沿用藍堂三級制。

母總會館這時也向英格蘭,歐洲還有大英帝國的成員們授予特許,允許他們各自成立以藍堂為本的會館。那些會館多彩多姿地兄弟會活動很快就蔚為風尚,共濟會也因此變得風靡一時。許多會館的會議都是挑選在酒館舉行,所以杯酒言歡也成了它們的一大特色。當然,有很多成員都是因為會館宣揚的博愛與啟蒙精神才慕名而來。

新興的母總會館同時還嚴格禁止任何會館涉入政治議題。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共濟會應該要選擇與世無爭。然而,事實上就連剛成立僅僅三年的母總會館也曾在第一位漢諾威國王加冕後表態支持新的德國君主,儘管當時有非常多英國人反對。其中一位最早也最具影響力的母總會館總大師是約翰・T・德薩吉利埃修士(Rev. John T. Desaguliers),他在1719年獲封為總大師。

德薩吉利埃曾經寫過一篇短論論述漢諾威家族才是符合“自然法”的唯一英國合法統治者。他在1737年11月5日甚至還向威爾斯王子弗雷德里克——這名漢諾威人授予了共濟會的前兩個等級。在隨後幾代人間,漢諾威皇室的成員更出現了成為總大師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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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古斯都・弗雷德里克(1773-1843)是喬治三世的第九個兒子,他在逝世前擔任過長達三十年的總大師。他的哥哥,即之後的國王喬治四世亦曾就任過總大師。後來的皇室總大師是維多利亞女王之子愛德華七世;愛德華在還是威爾斯王子時就擔任過二十七年的總大師。最近在後來當上國王的皇室總大師是約克公爵,亦即喬治六世(1936-1952)。

英國總會館是明擺著的親漢諾威派,而且其祭出的反對涉入政治爭議禁令實則就是在維護漢諾威家族的統治現狀。

鑒於蛇之兄弟會對馬基維利權術是多麼瞭若指掌,如果我們假設母總會館其實是一個旨在維護有爭議的政治事業(即漢諾威家族在英國的統治)的兄弟會派系,那麼我們完全也可以預期兄弟會網絡又會在另一頭扶植起一個反對派。而且事情確實如此,在母總會館成立不久後,果不其然就又出現了一個反對漢諾威派的共濟會體系!

當詹姆斯二世因為1688年的光榮革命失勢逃出英國後,他的追隨者迅速組織起來試圖幫助他重登王位,其中尤以詹姆斯黨這個團體最為活躍且好戰。由於總部設在蘇格蘭和天主教愛爾蘭,詹姆斯黨能夠不留餘力地支持斯圖亞特王朝。他們對漢諾威家族發起過多次起義與軍事行動,雖說最終都是徒勞無功。當詹姆斯二世在1701年撒手人寰,他那自封為詹姆斯三世的兒子便繼續接替著重奪王位的家族奮鬥。這時一個新的共濟會分支也被扶植起來與他並肩作戰,而且這個分支乃是在模仿古老的聖殿騎士團。

創立聖殿騎士共濟會的人是詹姆斯三世的皇室支持者邁克爾・拉姆齊(Michael Ramsey)。拉姆齊是一介蘇格蘭神秘主義者,他曾被詹姆斯三世娉請來教導後者在法國的兩個兒子。

拉姆齊意圖在歐洲重建一度蒙羞的聖殿騎士團。為了實現宏願,拉姆齊採納了與倫敦母總會館相同的方法:重生的聖殿騎士團被改造成了一個向各行各樣的人士開放的神秘/兄弟會社團。舊有的騎士頭銜,制服以及“行會工具”都被象徵化,兄弟會化還有儀式化好適用於共濟會的背景。正因如此,拉姆齊甚至還自封為騎士。

不過拉姆齊並非是憑一己之力在努力,因為他也得到了其他斯圖亞特支持者的傾囊相助。英國貴族查爾斯・瑞克里芙(Charles Radcliffe)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熱心的詹姆斯黨人,後來他與其兄德文特伯爵一同在1715年爆發的企圖讓詹姆斯三世重登王位的叛亂失敗後被捕。這兩位兄弟都被判處死刑,雖然伯爵確實被斬首,但瑞克里芙卻成功逃往法國。

瑞克里芙在法國仍繼續保有德文特伯爵這個頭銜。他在1725年主持了一場會議,並在會議上正式成立了以拉姆齊的聖殿騎士為本的新共濟會會館。這座德文特會館的出現也有助於新興的聖殿騎士共濟會在歐洲繼續傳播。德文特伯爵甚至聲稱,他開闢新會館的權力是直接來自於蘇格蘭的基爾溫寧會館——即蘇格蘭最古老也最著名的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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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德文特伯爵究竟有沒有收到英格蘭母總會館的許可去在法國建立新會館一直備受爭議。有些歷史學家認為他確實有得到授權,但另一些共濟會學者則主張根本沒有這樣的授權,德文特伯爵的會館完全是非官方(“私下的”)的。

有些人相信英格蘭母總會館絕不會向德文特授予許可,因為他的親斯圖亞特傾向眾所週知。

作為補充,德文特伯爵後來仍繼續熱衷於政治活動,而且還曾試圖在1745年的詹姆斯黨叛亂中加入查爾斯・愛德華(Charles Edward)的行列。後來德文特搭乘的船隻被英國巡邏船攔截,最終他被押往倫敦並於1746年12月斬首。

聖殿騎士共濟會便因其據稱的蘇格蘭起源而又經常被稱作蘇格蘭共濟會。藉由宣稱聖殿騎士其實才是母總會館體系的秘密創始人,拉姆齊的蘇格蘭共濟會成功吸引了很多人加入。據拉姆齊說,聖殿騎士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於聖地發現了早在數個世紀以前就已“失落”的共濟會教誨。隨後他們把教誨帶回歐洲,並在經國一連串羞辱與流亡後把這些學說帶往法國,英國還有蘇格蘭秘密保存了數百年。歷經長達幾百年的銷聲匿跡,聖殿騎士現在已開始透過母總會館的藍堂體系謹慎地東山再起。

依照拉姆齊所言,藍堂的三個等級純粹只是用於測試共濟會員是否忠心。一旦共濟會員通過三個等級證明自己確實懷有赤膽忠心,那麼他就可以晉升入“真正”的等級:由拉姆齊一手規劃的第四,第五及其後的更高等級。而且拉姆齊自稱他是得到了蘇格蘭的秘密聖殿騎士總部指派來安排更高階的等級。

根據他的故事,蘇格蘭聖殿騎士也是透過基爾溫寧會館一直在暗地活躍。

為了實踐他們的親斯圖亞特政治宗旨,蘇格蘭會館改變了藍堂三級制的《聖經》象徵主義,並以代表斯圖亞特家族的政治寓意取而代之。拉姆齊的“更高”等級包含了一系列為什麼共濟會員都應該要責無旁貸地幫助斯圖亞特家族重奪大位的額外象徵“啟示”,正因如此,有許多人都認為蘇格蘭共濟會確實是誘使共濟會員叛離支持漢諾威君主的母總會館,並改以支持斯圖亞特家族的一招奇招。

斯圖亞特家族自己也有加入拉姆齊的組織。就連詹姆斯三世本人亦採用了聖殿騎士的頭銜“聖喬治騎士”,他的兒子查爾斯・愛德華也在1745年9月24日獲准加入這個聖殿騎士團,他還在同一年帶頭領導過詹姆斯黨的蘇格蘭入侵作戰。就在兩年後的1747年4月15日,查爾斯・愛德華便在法國的阿拉斯市頒佈了共濟會“蘇格蘭詹姆斯黨憲章”。

查爾斯・愛德華後來曾堅決否認自己是共濟會員,因為當時關於蘇格蘭共濟會不過是斯圖亞特家族的棋子(很大程度上確實如此)的謠言四起,儘管他是毋庸置疑的蘇格蘭體系總大師。證明他確實是總大師的證據就是一份1853年的憲章,其中明確提及查爾斯・愛德華建立了上述的阿拉斯會館。據這份憲章寫道:

“我們,英格蘭、法國、蘇格蘭以及愛爾蘭的國王查爾斯・愛德華,以及H分會的其他所有替補總大師,都享有老鷹和鵜鶘騎士之頭銜。(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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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分會”據信是位於亨頓的一座蘇格蘭會館。查爾斯・愛德華被稱為“替補”總大師是因為其父,亦即蘇格蘭國王乃是“世襲”總大師。

方才我們討論到了兩個不同的共濟會體系的來龍去脈,這兩者都在英國的重大政治衝突中扮演著互相對立的一方——而且這樣的衝突自然也會牽連到其它歐洲國家。總之,這兩個共濟會體系都會在彼此誰有一動作的五年內跟著翩翩起舞。拉姆齊的關於那兩個體系是如何誕生的故事其實包含了一些非常驚人的含義,因為他的故事意味著實際上是屬於兄弟會網絡的一小撮蘇格蘭秘密分子蓄意創造了兩種針鋒相對的共濟會組織,同時那一小群人還在不斷鼓噪它們持續進行暴力政治衝突。這又是一個典型的馬基維利主義。可是,拉姆齊的故事究竟有多少真實成分?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得先來簡短地回顧一下共濟會在蘇格蘭的歷史。

蘇格蘭向來都是共濟會活動的重要中心。最早的蘇格蘭共濟會公會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1120年的基爾溫寧,不過到1670年時,基爾溫寧會館已經轉變成了思辨共濟會(雖然在名義上它仍是一個行動性會館)。

蘇格蘭的會館無不相當獨立自主,因為它們從來都不屬於英國總會館,更遑論是得到授權,即使它們後來也有沿用英國總會館體系的藍堂制度。基爾溫寧會館自15世紀初以來原本都是經過授權認可,但隨著該會館在1736年與其它蘇格蘭會館一同提議將愛丁堡會館認定為蘇格蘭總會館後,原來的授權從此就淪為一紙空文。新的蘇格蘭愛丁堡總會館仍採用英國總會館的思辨制,但它依舊是獨立於英國總會館並還有發行自己的憲章。

約莫過了七年後,基爾溫寧會館最終在1743年因為一些芝麻小事與蘇格蘭總會館分道揚鑣。於是基爾溫寧會館便將自己改制為獨立的共濟會機構(“基爾溫寧母總會館”)並再度發行屬於自己的憲章。不過基爾溫寧會館在1807年時卻又收回憲章,並重新加入蘇格蘭總會館。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基爾溫寧會館曾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自主於其它會館,所以它也很有可能是在這段期間向聖殿騎士共濟會派發授權。該會館在拉姆齊和德文特宣稱他們已從基爾溫寧那裡獲得許可,來在歐洲建立聖殿騎士體系時確實是自成一家沒有錯。

有一些共濟會歷史學家主張,基爾溫寧會館和其它蘇格蘭會館根本就沒有發明所謂的“蘇格蘭”等級制。他們認為蘇格蘭等級制是拉姆齊和他的詹姆斯黨同夥在法國的傑作。另一些共濟會作家則認為,聖殿騎士體系在1798年之前壓根就沒有觸及到蘇格蘭——而且在那數十年後其在歐洲的活動也幾乎陷入僵局。那些作家進一步聲稱基爾溫寧會館從未採納過除藍堂制以外的什麼。還有其他人相信,拉姆齊因為自己出生於蘇格蘭,所以刻意透過他的會館是源於該地來煽動民族情緒,藉以幫助斯圖亞特家族在蘇格蘭建立政治根據地。儘管這些說法都很有說服力,但歷史文獻足以證明它們都不真實。

首先,我們可以看見蘇格蘭為這個時代提供了不少重要歷史人物,他們都為由蛇之兄弟會的革命家所發出的變革作出過不少貢獻。邁克爾・拉姆齊是至今我們所見過的第三個來歷充滿神秘,但卻在歐洲掀起大風大浪的蘇格蘭人。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另外兩個人: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他協助德國統治者建立英格蘭銀行,還有約翰・羅(John Law),亦即法蘭西銀行的設計者。其次,蘇格蘭共濟會會館也是親斯圖亞特家族的聖殿騎士體系的發源地。蘇格蘭一地素有強烈地親斯圖亞特傳統,所以那裡亦是詹姆斯黨的大本營。

在英國總會館成立的數十年之前,有許多蘇格蘭共濟會員就已因為對斯圖亞特家族的支持而聞名。這些忠誠的蘇格蘭人會在他們的會館舉辦秘密會議,以防他們的政治陰謀曝光。親斯圖亞特的共濟會活動起碼可以追溯到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之年(斯圖亞特家族在該年從清教徒手中重奪王位)。根據一些早期的共濟會員,復辟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都該歸功於共濟會。在復辟中發揮極大作用的蒙克將軍(Gerneral Monk)據說就是一名共濟會員。

最後,還有一些不容爭辯地證據表明蘇格蘭會館,包括基爾溫寧會館在1798年的數十年之前就曾參與過聖殿騎士體系的事務。共濟會歷史學家艾伯特・麥基在他的《共濟會的歷史》中便指出,基爾溫寧會館曾在1798年向一些愛爾蘭共濟會員頒佈憲章,並在其中自稱是“高級聖殿騎士會館”。另外在十多年前的1762年,波士頓的聖安德魯會館就曾向蘇格蘭總會館申請授權(後來也確實收到),有了授權後,波士頓會館便可以在其舉辦於1769年8月28日的會議上向人授予“皇家拱門”和聖殿騎士體系的等級。最重要的是,聖安德魯會館是向蘇格蘭總會申請是否可以派發聖殿騎士等級,而非其它任何法國會館。

至此,我們終於可以確認拉姆齊的故事裡的兩個元素:

(1)蘇格蘭會館實施聖殿騎士共濟會制度

(2)蘇格蘭總會館早在1762年就開始頒發聖殿騎士憲章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地認定蘇格蘭總會館是在這一年之前就已經參與了聖殿騎士體系的事宜,因為顯然聖殿騎士等級制必須在有會所開始申請前就已先存在才行。遺憾的是,在聖殿騎士體系興起於蘇格蘭會館時並沒有任何這方面的明確紀錄留存下來。當然,拉姆齊和德文特都宣稱聖殿騎士體系在1720年初時已經出現。

確實,蘇格蘭會館是有可能在當時就以某種形式涉入了聖殿騎士體系。

可以想見,蘇格蘭會館對他們的聖殿騎士活動肯定是非常保密。目前我們所能知道的也就只有波士頓方面的那份在1762年致聖喬治會館的憲章史料。不過我們只需要想想兩位德文特伯爵的下場就可以知道那些人是在冒著多大的危險,包括從事親斯圖亞特政治活動的共濟會員。

然而,拉姆齊的聖殿騎士故事也並非全部都能獲得證據支持。打個比方,共濟會當然不是像拉姆齊所說得那樣始於聖殿騎士團。畢竟造就日後共濟會的石匠行會早在聖殿騎士團成立之前就已存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證據表明確實是聖殿騎士將藍堂制引入英國。

正如第15章所述,據說波斯的阿薩辛派早在數個世紀以前亦曾採用過藍堂這樣的三級制。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東征期間與阿薩辛有過頻繁接觸,在無需兵戎相見的時期,阿薩辛派與聖殿騎士團就會簽訂條約並維持友好關係。其中有一份條約甚至還允許聖殿騎士在阿薩辛派的領土上建立保壘,所以也有些歷史學家相信,聖殿騎士在那段和平時期中多少瞭解到了一些阿薩辛派的神秘教義,並將其納為己用。因此,聖殿騎士的確有可能在英國母總會館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實踐藍堂制。

進一步的間接證據則是聖殿騎士在十字軍時代的歐洲正處於如日中天的地位。他們在整個大陸都有置產,其中又尤以在蘇格蘭最為突出。當聖殿騎士在十字軍東征結束並放棄聖地後,他們最後就回到了自己位於世界各地的地方支部,蘇格蘭無疑也是其中之一。有許多聖殿騎士在騎士團遭取締後仍堅持要遵循既有傳統,所以他們紛紛轉入地下,ㄧ些在暗地活躍的騎士於是就加入了共濟會會館,包括蘇格蘭和英格蘭的那些。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想像,藍堂三級制可能就是這麼從阿薩辛派經過聖殿騎士與蘇格蘭,最終傳入了1717年的母總會館。

有些共濟會員可能會覺得任何宣稱藍堂與阿薩辛派有關聯的說法都是對共濟會的詆毀,即使提出這個說法的人其實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共濟會歷史學家。在討論到這裡時,我們應該切記阿薩辛派所使用的刺殺手法從未在藍堂的教導裡出現過。不過阿薩辛派擁有的廣泛神秘傳統其實遠比他們的爭議政治手段還要重要。除此之外,阿薩辛派也從早期的兄弟會體系裡汲取過許多神秘教義。如此看來,藍堂制的存在其實應該早於阿薩辛。

無論藍堂制與蘇格蘭制的確切起源究竟為何,這兩個體系後來都受到了廣泛歡迎。蘇格蘭制後來更幾乎主宰了所有共濟會。在歐洲大陸,蘇格蘭共濟會的中心就是德國,就連我們一直密切注意的德國王侯小集團也很快就會以新聖殿騎士共濟會的領導人身份再次現身。

2023年3月28日星期二

伊甸園之神(23)威廉和瑪麗有戰事


William and Mary Have a War
威廉和瑪麗有戰事
英國的查理二世和他的弟弟/繼任者詹姆斯二世有一個名叫瑪麗的妹妹,她嫁給了荷蘭的奧蘭治王子。這場婚姻為英國與荷蘭的皇室家族締造了家族紐帶,後來詹姆斯二世的女兒瑪麗二世與奧蘭治王子之子威廉三世的聯姻又使得這份關係得到進一步鞏固。那個時代的皇室聯姻不僅是出於確保“育種”的需要,同時也會帶有藉機獲得政治優勢的意圖,所以各種爾虞我詐與狡詐地間諜政變總是時有所聞。
其中有一些德國皇室家族更是這場遊戲裡的翹楚。他們以與外國皇室聯姻來作為奪取其它國家權力的墊腳石而惡名昭彰,奧蘭治-拿騷家族便是這個陰險的德國集團裡的一員。經過一番浴血奮鬥後才重奪王位的斯圖亞特家族很不幸地就落入了這個陷阱。與奧蘭治家族的聯姻其實和將斯圖亞特家族的統治徹底斷送的1688年光榮革命息息相關,為了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什麼這對我們如此重要,現在就讓我們來簡單地回顧一下光榮革命。
當時有一群地位不俗的英格蘭和蘇格蘭人組織了一個被稱為輝格黨的新教黨派。輝格黨的總部實際上是位於荷蘭,當然,其背後怎麼可能沒有奧蘭治家族的身影。從他們的荷蘭基地起行,輝格黨在1688年發起光榮革命,並藉著這場無血政變迅速罷黜詹姆斯二世。接著輝格黨就把英國王位交到了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三世手上。因此,奧蘭治家族現在統治著荷蘭與英國,同時還包括他們原來的德國故土。
我們在這場陰謀背後同樣也能找到兄弟會的身影。據說威廉三世也是一名共濟會員。(註1)事實上,在1688年確實有一個武裝秘密社團是在威廉三世的授意下成立。這個社團被依威廉三世的家族稱作奧蘭治聯盟,這個組織似乎有意效仿了共濟會。奧蘭治聯盟反對天主教,而且其宗旨就是確保新教作為基督宗教在英國的統治能夠千秋萬世。奧蘭治聯盟歷經過數個世紀依然存在至今,今天的它在愛爾蘭尤為強大,擁有超過10萬名成員。也許其最為著名的活動就是每年舉辦的英國威廉三世紀念遊行。
在他奪取英國王位後,威廉三世很快便又開始在英國建立起ㄧ如他的王朝在荷蘭樹立的那些典章:一個強大的議會與一個有名無實的君主制,還有一間可以濫發紙幣的中央銀行。與此同時,威廉和他的王后瑪麗二世也不忘連忙把英國拖入對抗天主教法國的沉重戰爭之中。
在威廉三世的命令下負責籌辦英國央行的是一位名叫威廉・帕特森的神秘蘇格蘭冒險家,一直以來都鮮少有人聽過此君的名字。英國下議院(議會)最初其實不願接受帕特森的央行提議,但由於威廉三世參與的衝突使得英國國債持續飆升,所以最後也沒有多少選擇。於是,遲早會引發通貨膨脹的紙幣系統就被吹捧成能夠資助昂貴的戰爭的利器。礙於稅收已經無法再高,別無他法的下議院也只得點頭答應。
有些經濟學家會讚譽英格蘭銀行是“中央銀行之母”,因為它成為了日後所有以至時值今日的中央銀行效仿的榜樣。在英國央行的計劃下,中央銀行將變成國家的首要銀行,而且也只有它可以向國家政府借錢。中央銀行的唯一己任就是讓政府變得負債累累,並由此成為政府的主要債權人。中央銀行會先將票據出貸給政府,然後那些票據便會被以法定貨幣的方式開始流通,所以國家和民眾就會將票據當做金錢來使用。在英格蘭銀行成立後,英國就是這樣慢慢深陷貨幣精英(“紙貴族”)的債務難以自拔,國家資源的應用也因此大受影響。而且這就是今日的所有中央銀行的運作方式。
如同絕大多數現代央行,英格蘭銀行是一間具有準公家地位的私人或者說私營銀行。按照帕特森的設想,匯集他們的資源來合建英格蘭銀行的那幫金融家將獲得政府批准去發行黃金和白銀票據,而且發行量甚至遠超他們持有的集體資產。在此期間,銀行家的標準做法就是發行超過實際貴金屬四至五倍的票據。
然而,英格蘭銀行最終卻令人跌破眼鏡地發行了16⅔倍。英國政府同意借入這些票據,並將其視為法定貨幣用於交易。政府同意這一方案是因為自己只需要償還貸款利息,而非那筆原始貸款。但英格蘭銀行難道不會因為這樣的交易而吃虧嗎?
當然不會。
貸出的票據的面值已經超乎票據所根據的實際資產價值的數倍,所以僅僅一年的貸款利息就已經超過了英國央行持有的貴金屬的總值!說得具體些,那些金融家總計拿出了7萬2000磅的黃金和白銀,然後通過發行16⅔倍的票據,銀行便能向英國借出120萬英鎊的紙幣。年利率8⅓則相當於10萬英鎊,也就是說一年內就可以締造28萬英鎊或說39%的利潤!
在英格蘭銀行成立二十三年後,法國也在1716年建立了一座相似的銀行。這次的法國版創辦人是約翰・羅(John Law),他是法國的財政部長。因為他的努力,後人更稱羅是“通貨膨脹之父”。不過這個頭銜當然有失公允,因為通貨膨脹在更早以前就已經出現了。然而,在羅的中央銀行得到法律授予國有化後在法國引發的驚人通貨膨脹,卻還是讓他當之無愧地贏得了這個頭銜。
作為一位後來改行當銀行家的金匠之子,約翰・羅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人物。他把自己深深奉獻給兄弟會的神秘學院,後者幕後操縱了那個時代的諸多社會變革。
傳記作家漢斯・萬托(Hans Wantoch)在他的著作《絕世大富翁》(Magnificent Money-Makers)裡曾如此描述羅說道:
“他是在伏爾泰那個時代仍在垂死掙扎的幾個碩果僅存的煉金術士-神秘主義者之一,但他在追尋賢者之石的過程中卻發現了通貨膨脹。”(註2)
值得一提的另外一件事是,羅其實是一個背景晦澀的蘇格蘭人,就跟在他之前的英國同行威廉・帕特森一樣。
羅和帕特森的蘇格蘭聯繫或許不該被等閒視之,因為我們在稍後就會看到蘇格蘭是如何作為在歐洲廣泛活動的兄弟會的一個重要秘密中心。
羅利用了法國對英國的合理多疑,說服法國政府建立一座與英國相仿的中央銀行。由於威廉三世掀起的戰爭造成法國財政嚴重入不敷出,所以羅的建議似乎非常合情合理。所以事情最終就這麼拍板定案了。
在羅的計劃下開始發行的新法國貨幣起初似乎確實振興了經濟,但這是因為紙幣可以被兌換為人們所信賴的硬幣。然而,在法蘭西銀行被國有化後,票據就陷入了嚴重地超額發行而非審慎逐步增加。於是乎,人們很快便意識到在市面上流通的紙幣其實要比硬幣還要多一些,結果人們紛紛對票據失去信心,隨之而來的就是法國深陷經濟動盪。
1688年的光榮革命不僅為我們帶來了英格蘭銀行,而且還替我們捎來了英國現在的皇室:溫莎家族。溫莎家族是直接系出於德國的漢諾威皇室*,其與奧蘭治皇室以及其他奸詐地聯姻-推翻集團裡的德國成員有著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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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國,漢諾威(Hannover)的拼法中有兩個“n”。但在英國則只有一個“n”。所以我會使用英國的拼法“Hanover”來意謂英國家族,具體指德國的話自然就用“Hannover”。
在奧蘭治/英格蘭的威廉三世去世後繼位英國王位的是他的妹妹安妮。透過事先安排,英國王位在安妮逝世後即被奧蘭治家族易手給了德國漢諾威王國的統治者,後來在過去就曾與英國的斯圖亞特家族聯姻過。漢諾威的第一位候選人(王子)是恩斯特・奧古斯特公爵(1629-1698),他迎娶了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的孫女。一如奧蘭治家族所想,漢諾威與斯圖亞特家族的聯姻並未賦予前者任何坐上英國王位的法定權威,但由於詹姆斯二世已被輝格黨與奧蘭治家族推翻,所以整個規則也順應勝利者作出了改變。
第一位接下英國王位的漢諾威國王是喬治・路易,亦即後來英國的喬治一世。喬治一世根本不會說英語,而且他也只把英國當作一時權宜下的所有物。所以他仍把大部份的注意力放在他的德國老家。隨著數代漢諾威人繼續坐上英國王位,他們最終就在英國社會永久地定居了下來。漢諾威家族從1901年開始向英國輸出了所有君主,來自維多利亞女王一系的漢諾威後裔一直延續至今。在此期間,這個王朝也依舊與其他德國貴族維持著緊密聯繫。
舉例來說,在近一個半世紀的漢諾威英國統治裡,英國的漢諾威國王仍只與其他德國皇室的女兒成親。所以毫不出奇的,漢諾威家族在接管英國後便招致了舉國反對。許多英國人完全心知肚明那些德國君王無權主宰英國,所以反漢諾威派即趁勢竄起,企圖讓斯圖亞特家族重回英國王位。正因如此,漢諾威家族才不肯任用本土英國人來充軍,因為他們深怕政變隨時會發生。作為結果,每當英國需要動用軍隊的時候,漢諾威家族就會拿英國財政部的錢來從他們的德國朋友和自己的漢諾威公國那租用傭兵,這可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與漢諾威家族素來交好的黑森皇室提供了最多僱傭兵。在安排僱傭兵這方面有一點令人始終匪夷所思的是,那些德國家族中的一些重要成員,特別是黑森的那些都在之後成為了企圖推翻英國漢諾威家族的新式共濟會領導者!
在我們詳細考察起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前,我們應該先來看看當時的共濟會究竟發生了什麼。當時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已在促使共濟會逐漸轉變成兄弟會體系最顯赫的分支之一。


伊甸園之神(25)鼠王

縱覽歷史,那個隸屬於神秘兄弟會網絡的少數政治與經濟精英總是能從這個網絡一手炮製的衝突中漁翁得利。假如美索不達米亞,美洲還有《聖經》文本記載屬實,那麼那些人類精英可真的是坐穩在這個囚犯牢籠的頂端。所以我們不妨就稱那些精英為地球的“鼠王”吧。 “鼠王”(King Rat)一詞源自於詹...